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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文史籍的种类及其对察哈尔研究的价值

周润年

藏族是个富有史学传统的民族,流传至今的藏文史籍不仅卷帙浩繁,在我国的民族古籍中占领先地位;而且门类齐全、体裁各异,各种类别的文献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藏文史籍为研究藏族历史和整个中国历史以及察哈尔历史等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对藏文史籍的发掘和利用,既是史学研究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我们从事藏学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职责。

由于历史的原因,佛教在藏族社会中一直占有主流的思想地位,自唐代以来,藏文就是传播佛法的文字。所以,我们会发现藏文史籍从内容到形式都与宗教密不可分,成了所有藏文史籍共同的、也是最显著的特点。伴随着藏族史学水平和文学表达能力的不断提高,和内地历代史学方法的影响,先后出现了名目繁多的体裁的史书,如编年史、史册、教法史、王统史、世系史、人物传、地理志、寺庙志、年表、喇嘛全集、名录等,不一而足。虽然各种体裁的分野并非壁垒分明,而有较多的类同,特别是后期,许多著作既是史册、又是世系史或教法史,从标题上反映出来。藏族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呈现出两种倾向,一是各类史籍的划分越来越精细,史籍的种类也越来越多;二是不同种类的史籍也有互相趋同的倾向,许多不同名称的著作在体例上表现出了较多的类同,但大体说来,它们仍各有侧重,各有特点的。以下分类予以介绍。

一、藏文史籍的种类及其内容

1、编年史

藏文称为lo-rgyus,意为按年纪事。最早,也是最著名的编年史是《吐蕃王统纪年》。在敦煌文书中它是一份残卷,即英藏斯坦因敦煌文书卷750和法藏伯希和P.T.1288号写卷,它是当时吐蕃王朝及附庸吐谷浑的编年史。编年史的撰述相对来说比较简便,只需将每年发生的大事编串起来就行,不需要作很多加工和分类整理工作,因而它是最早为藏族接受的史书体裁,并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它是唯一的一种史书类型。吐蕃分裂时期出现的《巴协》(sba-bzhed),也号称大编年史,是一部按时间顺序叙述赤德祖赞和赤松德赞二代赞普的史事的编年史。13-14世纪,入元以后,随着教法史和史册类著作的出现,编年史著作逐渐减少。虽然教法史和史册也都有很重的编年史倾向,但离纯粹的编年史的距离已经很远了。但编年史作为一种史书体裁一直保存下来,而且也有了较大的改进。后期的编年史的内容无所不包,不再像《吐蕃王统纪年》那样,每年下面只有干巴巴的几条内容。我们以《青海史》为例,说明编年史的特点。《青海史》用非常准确的资料,将青海地区的政治、军事、宗教、著名人物的活动、地理等内容,全都按年编排在一起,它不很多地强调宗教事件,更少涉及教义、经典等内容,因此比教法史、史册都容易被读者作为历史来接受,它的文字也比较平直,没有很多可以渲染、夸张的描述。

2、史册

藏文称为Deb-ther,这是一个波斯语经过蒙古语而来的借词,原型为dābtār,意为文体、书本、记录。藏族人很可能是通过蒙古人这个中间转介接受这个词的。蒙古人较早使用了这个词,在《元朝秘史》中就有“阔阔迭卜帖儿”(意为青册)这个名称。而西藏的第一部史册《红史》的蒙古书名,即为“忽兰迭卜帖儿”,意为红册。史册类著作在各类藏文史着中居于领先地位。继《红史》之后,又有《青史》、《新红史》、《西藏王臣记》等相继问世,连近人根敦群培也将自己关于西藏古代历史的著作定名为《白史》。这类史着一般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先叙述世界和吐蕃的来历,即记载佛教的源流,然后是印度、尼泊尔、汉地、西夏、蒙古的王统;第二部分是西藏的历史,先述吐蕃王统,然后记载各个教派的历史。这种修史体例影响极大。后出的藏文史书有的虽然名称不叫史册,但形式与史册大同小异,例如著名的《汉藏史集》,它的前半部分内容与《红史》大同小异,后半部分在记述各教派历史时,没有涉及很多教法传承的内容,而是保存了许多藏汉文档案,且对被《红史》忽略的一些地方势力也作了必要的交代,因此比《红史》更具时代感和史料价值,但在体例上仍然与过去的史册一致。到后期史册类著作与教法史类著作已有趋同的倾向,有些干脆合而为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例如《安多政教史》(Mdo-smad-chos-vbyung),又名《史海》(Deb-ther-rgya-mtsho),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藏族史册类史籍还对蒙古族的历史编纂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明与明以后出现的蒙文史籍,大都借用了藏文史册类史籍的编撰模式,如《蒙古源流》、《黄金史纲》、《白史》等蒙文史籍,都以不小的篇幅述说印度、西藏王统和佛教的源头,并将蒙古族的起源与印度、西藏附会在一起。

3、教法史

藏文称之为Chos-vbyung,意为法源或为教法源流。最早的教法史,即著名的《布顿佛教史》,它总述了印度和西藏的教法源流,并附有藏文甘珠尔、丹珠尔的目录。以后随着藏传佛教的进一步发展,各教派传承的教法减趋固定,便相继出现了一批总结某个教派或地区佛教发展历史的著作,著名的有《珠巴教法史》、《达隆教法史》、《贡却伦珠教法史》、《噶当教法史》、《安多政教史》和《洛扎教法史》等。尽管西藏是政教合一的社会,对佛教历史的记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治史的内容,但它与其它类型的史籍相比,要明显侧重于教法传承的历史和对各教派之教义、经典的阐释,以及一些宗教大师的生平著作、寺院修筑情况的记载,它是研究藏传佛教史的最好素材。但很少直接牵涉政治史的内容。

   土观罗桑曲结尼玛的《宗派源流晶镜史》,虽然书名不是教法史,而是Grub-mthav,意为教派奥义,但实际上也是一部教法史。它与前述教法史的差别只是在于它所叙述的内容要远远超过教法史。土观此书不仅叙述佛教总的历史和藏传佛教各宗派的历史,而且还叙述汉地儒教、道教、佛教史和蒙古、于阗、香巴拉等地的宗教史,甚至对西藏苯教的教义、大师、传承都有较详细的记载。

4、王统记

藏文称作Rgyal-rabs,意为王族传承世系。这类史籍最早形态是《红史》等书中的印度、汉地、西藏、蒙古王统等章节。它只是简单地罗列王族或赞普的传承世系,以后渐渐超出这个范围,演变为以世系为纲,分目详述其政教事迹的新型史书。一个家族的天降传说、宗教信仰、政治活动、施主的宗教行止、寺院建筑、圣物名目等都成了王统记所记载的内容。王统记一方面继续保持编年体系,另一方面根据其需要掺入大量的宗教和政治内容。后出的王统记则完全将王室的政治活动与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将他们的结盟与战争完全看作是宗教行为。最著名的王统记是索南监藏的《西藏王统记》(又译《王统世系明鉴》),它是以吐蕃赞普世系为纲,分述整个吐蕃王朝政教、人物历史的断代史。另外,还有一本着名的王统记事《拉达克王统记》,此书前半部分一般叙述印度和吐蕃王统,后半部分则专门叙述历代拉达克王族的政教事迹。王统记和史册类史籍在后期也有趋同的倾向。例如根敦群培的《白史》,全名为《全西藏政教两途之王统白史》。

5、世系史

藏语称为Gdung-rabs,意为家族传承世系。世系史与王统记颇为类似,只是王统记叙述吐蕃王族的世系,而世系史叙述各教派所依附的某个家族的世系;世系史与各教派的教法史也比较接近,但教法史侧重于对教法的传承、教义、经典修行方法的阐释,而世系史相对来说更注意人物的活动、家族的兴衰、寺院的兴建、对外交往以行政管理等内容的记载。它是研究一个家族、一个教派兴衰历史的最好资料。著名的世系史有《朗氏宗谱》(或译《朗氏宗谱·灵犀宝卷》)和《萨迦世系史》,前者成书较早,专门叙述伯木竹巴和朗氏家族的历史,它对朗氏家族的来历、兴盛,特别是它在元代与其它各教派之间的关系,以及最后并吞各部的历史记载甚详。后者尽管成书较晚,但它所依靠的是《萨迦世系口饰》等四、五种早期史着和藏于萨迦寺的大量元代政治档案,书中收录了元代皇帝颁发的一些诏诰和萨迦高僧给元朝皇帝、西藏僧俗头人的信件,弥足珍贵。《萨迦世系史》与《朗氏宗谱》相比有一个明显得差别是,它较多地将笔墨集中在萨迦的高僧大德身上,而对于世俗人物的注意则远远不够。它分别用110页和79页的篇幅叙述了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的事迹,而对于八思巴的弟弟白兰王恰那朵尔杰则仅用了八行,就一笔带过了。藏文史籍中的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就是极不重视在家人的政治活动和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6、传记

藏文传记类文献有两种形式,一种称为rnam-thar,叙述一位高僧从出生到圆寂的所有事迹,它分为内传、外传和秘传三个部分,类似于汉文文献中的高僧和中世纪欧洲相当普遍的圣者传记,主要记述这位高僧学经、修法、游方、著作及其培育弟子、修筑寺院等内容。由于许多高僧大德都是他以前某位著名高僧的转世,因而他的传记往往都与其前世有关,也必须简略地记载其先世的生平事迹,因而rnam-thar有时也被称为skye-rabs,意为转世世系。rnam-thar类传记非常普遍,几乎每一位著名的高僧都能找到他的传记,比较著名的有《米拉日巴传》、《萨迦班智达传》、《布顿仁钦珠传》、《唐东杰伯传》以及历世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传记。这类传记除了是研究某个人物的最佳资料外,也可为这些人物所处时代的政治、社会、宗教、经济等情况提供了宝贵的素材。同时,根据书中先师的高僧足迹,可以构拟西藏的历史地理,确定不同时期人口的流动情况。另外,还有许多传记中保留了一些编年史的片断和许多关于寺院的建筑和特点的记载,这也是弥足珍贵的。rnam-thar的写作方法千变万化,有的书写平淡,用口语写成;有的用诗体,词藻满篇,充满诗韵。

另一种称为Rtogs-brjod,即mngon-par-brtogs-pa-brjod-pa的简称,这个词规则地翻译自梵语Avadana,或Jātāka。Avadana原意为譬喻或出曜,是十二种用隐喻或故事的形式来说明教义的经典之一。后引申为对能够用佛经中的一个例子或故事来解释的特殊事件的描述。Jātāka则是关于佛陀本生故事的传记。这两种形式常常混合在一起,它既可以散文体作Ava-danasataka,又可用颂偈体作Ksemendra或Avada-naKapalata。Rtogs-brjod类传记一般只记载某人一生中某个时期的特殊事件,而不是整个人生的事迹,比较著名的是朵喀夏仲才旺结的《颇罗鼐传》(mi-dbang-rtogs-brjod)和《噶伦传》(Bkav-blon-rtogs-brjod)。前者通过颇罗鼐的生平记述了十六、十七、十八世纪西藏地区的重大事件;后者则用主要笔墨叙述了作者亲眼目睹的阿尔布巴叛乱和珠尔墨特叛乱事件。

7、地理志

藏文地理书出现的时间很晚,到十九世纪才有较完整的地理著作问世,数量也极少。最著名的是钦则的《卫藏圣迹志》(Dbus-gtsang-gnas-yig)和敏珠儿诺门汗的《瞻部洲志》(vDzam-gling-rgyas-bshad,或译《世界广说》)。圣迹志即所谓圣迹指南,是具有很大实用性的地理书,编写这种书籍的目的在于为朝圣地香客提供道路、山口、寺庙等情况,其主要价值在于它表明了每个圣迹的名称、地望,从一个圣迹到另一个圣迹所花的时间、路线,清楚地展示了这些地区的山川、道路面貌。另外它还对各寺院的建置沿革、著名大师和所藏身、语、意三门秘密作了记载。《瞻部洲志》顾名思义是一部世界地理著作,作者在北京从一些俄国人那里获得了关于世界各大洲的地理知识,因此,他对于整个世界的地理情况都作了叙述,而最有价值的部分则是关于西藏地理的记载。它的写作方法与圣迹志基本相同,而内容扩大了很多,除了卫藏以外,还包括阿里三围和朵甘思六岗地区。

藏文文献中还有一种名为路引(Lam-yig)的地理书,它也是一种朝圣、旅行指南,内容与圣迹志(gnas-yig)相彷佛。例如六世班禅罗桑班丹意希所写的《香巴拉路引》,就是其中之一。

除此之外,桑结嘉措的《黄琉璃》在记述格鲁派历史时,也兼述地理状况,是一部格鲁派寺院志。《安多政教史》则是青海和四川东部的寺院志。噶陀司徒写成了二十世纪的《巡礼记》,以日记体裁,详细记载寺院名称、特色和路程,可补充《卫藏圣迹志》的记载。

8、寺庙志

藏文称为Dkar-chag,意为目录,或称为寺庙传承史(gdan-rabs),主要记载各大寺院的兴建、主要建筑的修造经过、布局,寺院内收藏的主要佛宝,包括典籍、偶像和佛塔的目录等;另外也记载寺内主持的生平、寺院之施主名册和供养物清单等。寺庙志的大量出现是在明清两代。比较著名的寺庙志有公哥仁钦的《萨迦寺志》、多罗那它的《觉囊寺志》、五世达赖喇嘛的《大昭寺志》、阿旺江巴的《四寺志》、噶伦霞扎旺秋的《桑耶寺志》等。寺庙志的篇幅和重要性依它们所描写的寺院之声誉的大小而各有不同,有的只有薄薄的几页,有的则洋洋万言。在寺庙志中往往能发现一些在一般著作中不易找到的地方传说,有时它们叙述的范围也不只是一个寺院,而是涉及这个寺院所在的整个地区。寺庙志中大量关于寺院建筑和艺术造像的记载是研究西藏建筑史、艺术史所必须掌握的数据。由于寺庙志是为香客提供的一个导游手册,因而一般说来,它的文字比较平直,常用散文体写作,而其形式则比较精巧。

9、年表

藏文称之为Revu-mig,本义为山羊眼睛,颇似格子,取其形似而已,通译为方格年表,又因这种年表专门记述有关佛教的大事,所以又称为佛历表(Bstan-rtsis-revu-mig)。它是在编年史基础上发展而成的,类似于汉文文献中的大事年表。它的主要作用在于能使读者方便地检索各类大事,并准确地确定其年代。最著名的年表有松巴堪布的《方格年表》和嘉木样谢贝多吉的《佛历表》,前者记载自藏历第一胜生第一年火兔年(北宋天圣五年丁卯,1027),共720年史事,每年之下列有此年发生的政教大事,为研究西藏史之最佳工具。后者纪事的始年与前者相同,终年为第十二胜生木羊年(康熙五十四年乙未,1715),它逐年罗列了688年藏区宗教界所发生的大事,其内容多与宗教活动有关,间或插入一些重要的政治事件,与前者相比价值稍逊一筹。(藏文史籍纪年均用热迥,公历和藏历的推算)

10、名人录

藏文称之为ming-grangs,它采用表格的形式,排列各位高僧大德或著名政治人物的生平事迹,文字非常简洁,间或也抄引一些古代文献的原始资料。这类著作以隆多喇嘛阿旺罗桑着的《佛教名人录》和《佛教施主名人录》最为著名。前者成书于1779年,专门记载西藏佛教名人的身世和教法传承情况,尤详于格鲁和噶当两派。后者成书于1777年,他从《青史》、《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史》等史书中,提炼出西藏历史的主要线索,浓缩成一册,专述西藏政治史上的风云人物,也辑录一些有关历史事件的原始资料,如乌思藏十三万户目下就转录了《五世达赖传》中有关各万户户口的记载。这两部名人录是可以相互补充、参证的姊妹篇。

11、全集

藏文称之为Gsung-vbum或Bkav-vbum。这是藏文文献中数量最大的部分,自元以后的高僧大德,几乎每一位都留下了洋洋可观的全集,也有的是同一教派的几位大师的合集。十八世纪末,隆多喇嘛编纂的《噶当、格鲁派高僧文集简目》收文集40家。十九世纪中叶,仲钦·喜饶嘉措编《罕见书目》,分藏文典籍为十二类,其中文集类收90余家,1959年,《甘肃拉卜楞寺书目》中分十七类,文集类收174家。民族文化宫图书馆由杰雅·贡布先生主编的《藏文典籍目录――文集类子目》,共收文集180余家,足见此类著作的数量是极为可观的。与汉地文人、学士和官宦、士绅的文集一样,藏族高僧大德之文集的内容也很庞杂,且绝大部分是有关佛教经论的注疏和解释以及有关大小五明的著述。但也有小部分是历史著作,或很具史料价值,而其它各类史书难以吸收的内容,如有关的档案文书、来往书信、皇上的诏令文告等。全集中出现的许多内容既可补充其它史书之不足,提供新的史料,也可以订正其舛误和疏漏之处。比较著名且史料价值较高的全集有《萨迦五祖全集》、《隆多喇嘛全集》等,而《布顿仁钦珠全集》则被誉为藏传佛教的百科全书。

二、藏文史籍对察哈尔研究的价值

近年来,随着大量藏文文献被运用于历史研究的许多领域,人们对它的价值和意义的认识得到了不断的提高。藏文史籍既能为其本民族历史的研究提供最丰富的资料,使藏族历史的研究既能建立在比较科学的基础之上,也在于它能为整个中国历史以及察哈尔历史、宗教、文化等方面提供许多新的资料。

(一)藏文史籍对于研究察哈尔史的价值

察哈尔的历史是一部厚重的历史,关于西藏归顺元朝中央政权及察哈尔与藏族之间的交往等重大历史事件,汉文史籍记载不多,又较零乱;大部分藏文史籍的记载亦比较简略。然在《萨迦世系史》和《西藏王臣记》详细地记述了元朝和西藏地方各教派的关系,忽必烈多次迎请和会见萨班(sa skya pandi ta)、八思巴(vphags pa)和噶玛拔希(karma pakshi)等喇嘛及西藏地方的首领。如:“八思巴与伯父的随从一起到北方。后来,当忽必烈驻在六盘山之时,北部大王蒙哥与上师一起前去会见,忽必烈甚喜,赠给北部大王蒙古军马一百,留下萨迦人(指八思巴等),八思巴为忽必烈灌顶,由此建立了施主与福田的关系”。此外,还记载1480年(史称北元时期的蒙古草原),成吉思汗第十五世孙巴图蒙克·达延汗重新崛起,征服蒙古各部之后,划分了六个万户,将漠南、漠北蒙古划分为察哈尔、喀尔喀、兀良哈左翼三万户和鄂尔多斯、土默特、永谢布右翼三万户,分封给诸子统治。此外,藏文《青史》、《新红史》、《红史》、《安多政教史》记载了有关察哈尔首领达延汗、林丹汗等统治时期的历史史事。这些史料对于研究元代的历史以及察哈尔的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

(二)藏文史籍对于研究察哈尔历史人物的价值

察哈尔在我国历史上拥有重要的地位,自蒙元时期至有清一代,再到民国时期直至共和国初期,可谓豪杰林立、英雄辈出。在察哈尔这块土地上,曾经上演过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是一片承载着厚重历史文化的热土。仅从1761年至1911年的150年间,清王朝共任命了81人担任察哈尔都统、代都统和署理都统之职。除了这些文武官员外,还有一些著名的科学家、文化名人,他们都是察哈尔蒙古族中的优秀代表人物。藏文《历代达赖喇嘛的传记》和《历代班禅额尔德尼的传记》对上述这些人物都有一些记载,这类传记除了是研究察哈尔某个人物的最佳资料外,也可为这些人物所处时代的政治、社会、宗教、经济等情况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三)藏文史籍对于研究察哈尔宗教的价值

元代由于蒙古贵族的推崇,由西藏传入藏传佛教的宁玛派(俗称红教),并在上层统治者之间传播,蒙古民间多数还是信仰萨满教。元末,宁玛派日趋腐化。十四世纪末叶(明洪武年间),藏传佛教格鲁派(俗称黄教)的创始人宗喀巴大师,鉴于藏传佛教中的腐败现象,在西藏一些农奴主支持下,发起改革,创立了著名的藏传佛教格鲁派(俗称黄教)。这一派主张僧侣严守戒律,着黄色衣帽,被称为黄帽派,简称黄教。格鲁派创立之初,在政治上处于劣势,常受其他教派的压制和打击。为使格鲁派能在西藏站稳脚跟,并进一步取得西藏的统治地位,宗喀巴的弟子们力图争取其他民族统治者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支持,尤其是明朝和蒙古封建主的支持,格鲁派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向蒙古伸张的。

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传入,对蒙古族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蒙古封建主既然以藏传佛教格鲁派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自然就力求巩固藏传佛教格鲁派寺庙的地位,树立高级喇嘛们的威信,赋予喇嘛各种特权。这就使寺庙和喇嘛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并逐步参与和左右蒙古的政治。蒙古封建主们为了表现自己对藏传佛教格鲁派的虔诚,争相把自己的土地、牲畜、金银财宝和属民施舍给寺庙。封建主们还规定,免除僧人们的兵役、赋税和其它封建差役。因此藏传佛教寺庙占有了越来越多的主地、牲畜和属民,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封建领地。  
  大量藏文典籍记载了蒙古察哈尔宗教状况。除此之外,大量的人物传记和寺庙志也可为研究蒙古察哈尔宗教提供很多资料。如《宗喀巴传》、《德格土司传》、《松巴堪布传》、《历辈章嘉呼图克图传》、《历辈哲布尊丹巴传》、《塔尔寺志》、《佑宁寺志》等,都是研究蒙古察哈尔宗教状况的最佳资料。

(四)藏文史籍对于研究察哈尔机构的价值

察哈尔是世代侍卫蒙古大汗的一支特殊的“怯薛”军。它不是以血缘关系,而是以职业关系为纽带,由万户、千户、百户等大小贵族子弟和蒙古精英人物混合组成的军事组织。这种组织最早可追溯到成吉思汗时期的“怯薛”。1204年,成吉思汗建立了自己的护卫军,并将护卫军扩充为一万人。其成员大多来自万户、千户、百户、十户“那颜”(意为官人、贵族)子弟及其伴当。达延汗,是成吉思汗第十五世孙,元顺帝的第八世孙。在他统治时期,分封诸子,建左右六个万户:左翼三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兀良哈万户和喀尔喀万户;右翼三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和永谢步万户。左翼三万户由大汗直接统辖,大汗驻帐于察哈尔万户。蒙古国时期,怯薛制度一直延续,成为蒙古大汗不可或缺的御用军团。

从忽必烈时期开始, 对藏区采取的另一项重要政治措施是派遣官员, 清查户口, 并设置“甲姆”( 驿站) 机构. 当时“甲姆”的设置要依据各地的物产和人口情况。它的主要任务是让军政命令通达,责令当地人民供应人差役及其他用物。在遇到战争时, “甲姆”又是军事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负责军事情报的递送及后勤供应。“甲姆”本是“甲姆”机构的最高长官, 在各地“甲姆”之间有小“甲姆”,后来又设了“马甲姆”。“马甲姆”是专为出兵或提供军事供应而设置的“甲姆”。这些组织机构的设置, 说明了元朝对藏族地区拥有主权和蒙古族政治文化对藏族政治文化的影响。

在藏文《众生怙主法王八思巴传>》中详细地记载了八思巴的生平、会见忽必烈、受封国师、主持总制院、创制新蒙文以及元朝中央在西藏建立行政体系、设置官员、清查户口、规定赋役、设立驿站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经过。此外,藏文《萨迦寺志》、《汉藏史集》、《萨迦世系史》都对元代在西藏设置的万户、千户、百户、十户以及“甲姆”( 驿站)有着详细的记载,这些记载对于研究察哈尔设置的机构有重要的价值。

(五)藏文史籍对于研究察哈尔与藏族关系的价值

蒙古族和藏族在中国历史上都是起过重要作用的民族, 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历史悠久, 有高度发展的文化。蒙古族可以说是我国北方广大草原的悠久历史文化的集大成者, 是草原游牧经济文化的代表; 藏族是世代繁衍生息在青藏高原的民族, 是高原农牧结合的经济文化的代表。蒙古族在13 世纪的兴起, 蒙古统治阶级还曾灭西夏、金、南宋, 建立元朝, 统治中国达一个世纪之久。藏族从公元7 世纪吐蕃王朝兴起, 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和文化的活跃的因素。这两个在历史上关系十分密切的民族相互间的宗教文化交往十分深入,虽然它们之间的关系似乎只是与统治阶级的交往和藏传佛教的传播有关系, 但那毕竟是表面现象,实质上还是这两个民族人民之间的交往。应该看到, 藏族与蒙古察哈尔关系的范围也是十分广泛的,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政治、经济、军事、宗教、语言、文学、医药、工艺, 乃至习俗、服饰等, 都可以看到两个民族文化交流的深刻影响。正因为如此, 不论是汉文史籍, 还是蒙古文、藏文史籍, 有关蒙藏民族关系的材料都是很丰富的。除正史之外, 在各种地方志、人物传记、宗教史、寺庙志以及语文、历算、医药等专著中, 都有反映藏族与蒙古察哈尔关系的重要内容。

如《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的传记》记载了六世班禅与察哈尔各部落首领之间的关系如下:“六世班禅行抵察哈尔尼满乌苏地区的察汗库伦地方,会见前来迎接的格杂大臣、喀尔喀王茨巴嘉、德却札萨克兄弟、扎西措佩林寺大喇嘛洛桑图旦、阿巴噶王代表阿旺雅培等人;杜尔伯特夏仲格桑楚臣献礼,听讲《弥勒誓愿》。献礼者还有:准噶尔三木旦,次仁将军、杜尔伯特格隆曲迈仁增等人;二十四日,大师在行途中为一万多人摩顶。行至杂哈博拉用午膳时,会见了杜尔伯特王母亲、察哈尔哈洛桑仁钦。而后,由僧人组成的仪仗队迎接到木母巴图地方休息。察哈尔颜盘特巴林寺喇嘛阿旺饶丹、执事等五百人,鄂盖尔达俄、杂兰、法官、江格托图汗等七十五名军官、士兵千余人,以及豁苏大小施主等三千余人先后献礼;杜尔伯特王扎西雅培献厚礼祝贺,大师为其主仆三百多人讲授《观世音菩萨修念随许法》、《上师瑜伽论》、《白伞盖佛母陀罗尼经》、《香巴拉净土誓愿》;为察哈尔颜盘特巴林寺举行的为期俩月的《甘珠尔》法会施放斋僧茶三百次。”上述史料对于研究藏族与蒙古察哈尔关系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总之,藏文史籍是一个宝库,挖掘越深,收获越大。它是研究察哈尔历史与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的一笔宝贵财富。我们必须重视它、研究它、将它广泛地应用于对察哈尔史、整个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去,让这笔宝贵的财富造福于今天的察哈尔研究。

 

作者:中央民族大学藏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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