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辉的历史 灿烂的文化
——察哈尔文化在蒙古族草原文明中的地位
钢土牧尔
草原文化已经日益成为当代中国和全球学术界、文化界和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这次我市首届察哈尔文化研讨会的举办，充分体现了与会专家学者和我市的领导对蒙古族草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察哈尔文化的热切关注，也是对弘扬察哈尔文化，推动我市经济、社会和文化互动发展，促进自治区党委政府提出的“建设民族文化大区”战略目标在乌兰察布地区实现的一次重要举措。
察哈尔文化是草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察哈尔文化在历史上是蒙古族草原文化的正统代表的主流。具有察哈尔蒙古族文化特点的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相互交融，共同为今天的乌兰察布造就了博大精神、源远流长的文化底蕴。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察哈尔文化，对于我们继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传统，丰富乌兰察布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内涵，进一步增强乌兰察布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我市各族人民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推动各民族团结进步，维护社会稳定，实现我市的跨越式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与其他蒙古族部相比，察哈尔部在历史上处于大汗的亲军和大汗驻帐的宗主部地位，察哈尔部的这种形成和发展的特殊性，决定了察哈尔文化在历史上是蒙古族草原文化中的正统和主流地位。
一、察哈尔部的光辉历史和所处地位，决定了察哈尔文化的正统地位和主流作用
（一）察哈尔部的历史与蒙古族的兴衰史紧密相连。蒙古族察哈尔部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蒙古族部落。察哈尔蒙古族部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察哈尔部的起源阶段（1206年—1479年）。公元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畔举行大聚会，建大蒙古国，铁木真被推戴为蒙古大汗，号成吉思汗。随后，成吉思汗在原有少数护卫军的基础上，从各万户、千户、百户那颜（长）和自由民的子弟中严格选拔技能强悍者，扩编成万人组成的常备护卫军，称为“怯薛”。这支护卫军分为四队，轮流值勤，史称“四怯薛”，分别由成吉思汗的四大功臣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负责。现在蒙语中有“吉辖”一词，就有轮值的意思，似从“怯薛”的词意转化而来。这支护卫军直接由大汗指挥，平时轮流保卫大汗金帐和分管汗庭事务，战时为大汗亲自统领的作战部队（亲军）。直至公元1480年达延汗再次统一蒙古各部后，将察哈尔封为六万户之一，“察哈尔”正式以部族名称出现。当然察哈尔这一称谓在史料中最早出现在1452年额森哈汗执政时期，在汉文史科中最早出现在明景泰年间，明人称乌珂克图汗为“察哈尔”小王子，这些都在达延汗继位划分六万户之前。可见，察哈尔在成为万户之前就已经形成，只不过在这一阶段，察哈尔是没有封地的大汗亲军。对于“察哈尔”名称的由来，专家们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但是，对于察哈尔蒙古部是由大汗的亲军“怯薛”转化而来这一点，学术界的观点还是比较一致的。第二阶段，察哈尔部的形成阶段（1480年—1634年林丹汗去世）。达延汗于1480年继位后，将漠南蒙古重新划为左右翼各三万户，其中左翼三万户为察哈尔万户（蒙语图门），驻牧于今锡林郭勒盟北部和乌兰察布市北部；额尔喀万户，驻牧于今哈拉哈河流域；兀良哈万户，驻牧于今赤峰市一带。右翼三万户为卫拉特万户（史称瓦刺），驻牧于今鄂尔多斯市一带；土默特万户，驻牧于今呼和浩特一带；永谢布万户，驻牧于今锡盟南部及张家口以北地区，即现在的察哈尔八旗驻地。这时的察哈尔不仅具有军事、行政、生产三方面职能的一个万户称谓，而且是大汗驻帐的强兵劲旅——中央万户，形成了具有宗主部地位的部族（蒙语称爱玛克）。第三阶段，察哈尔部被分割设置为八旗四群旗阶段（1635年—1949年）。1634年，察哈尔部林丹汗病逝于青海撒拉裕固草原，察哈尔部的抗清斗争失败。1635年，林丹汗的两位夫人苏台和囊囊哈吞在奉丧归途中，率领察哈尔部余众行至阿尔坦厄墨格尔之地后，把察哈尔部剩余兵丁分成两部分，一部由苏台哈吞和儿子孔果尔额哲、阿卜乃率领奉丧归清，一部由囊囊哈吞率领屯兵于甘肃夏热塔拉等地，听候消息。如苏台哈吞归清遭到镇压，囊囊哈吞便率部增援，两部合并后继续抗清。然而清朝皇太极大喜，封孔果尔额哲为亲王，位高于内蒙古其他四十九旗之上，并将皇太极次女温长公主下嫁额哲，将原察哈尔部编为八个札萨克旗（王公旗）安置于义州边外（今辽宁镇北）。在改编时将一部分拆散划为几个旗，将另一部分以分散驻防等形式，充实了各地的驻防八旗军，迁居于全国各地，因此，蒙古各部以及边疆海防，都有察哈尔部蒙古。现在定居于新疆自治区博日塔拉蒙古自治州的察哈尔蒙古就是囊囊哈吞率领的余从和后来奉调前往守边的察哈尔骑兵的后裔。2001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部专门研究新疆察哈尔蒙古历史与文化的专著《新疆察哈尔蒙古历史与文化》（由加·奥其尔巴图和吐娜妇夫著），该书中对新疆察哈尔蒙古与我市察哈尔蒙古人是同一族源的事实，进行了详细的考查和论证。
公元1675年（康熙十四年）三月，察哈尔林丹汗之孙，即孔果尔额哲之侄布尔尼、罗卜桑兄弟二人对清延不满，起义反清。康熙帝调动科尔沁部等蒙古军队讨伐察哈尔部。布尔尼战死，罗卜桑寡不敌众，率一万六千八百四十名兵丁二次降清。康熙帝对察哈尔部甚为担心，便把察哈尔部从东北义州移驻于今天的张家口长城以北地区，改原来的札萨克旗为总管旗制，分为左右翼各四旗。随后又从各旗抽调牧丁组建了四个牧群。1761年设都统驻张家口管辖察哈尔八旗四牧群事务。期间，清政府将其它归附的蒙古族分散安插在察哈尔各旗内。此后，察哈尔部愈加成为多姓族群。
察哈尔部由1206年至1480年担当成吉思汗亲军护卫任务274年，跟随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们横扫欧亚大陆，为一代天骄的宏伟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据资料记载：现在阿富汗卡布尔以西有自称为蒙古人的约100万人，其中有30—40万自称为察哈尔爱玛克人，这就是当时跟随大汗平定中亚留下的后裔。从公元1480年达延汗统一蒙古至1635年林丹汗抗清败亡，察哈尔部成为中央万户155年，为统一北元时期的蒙古各部东征西战，为草原近百年的太平局面做出了杰出贡献。从林丹汗继位以后，察哈尔部坚持抗清近三十年，表现出了蒙古族人民不甘被奴役、宰割，渴求民族独立与统一的顽强精神。从公元1635年察哈尔部被改编为总管兵役制八旗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314年间，察哈尔部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多次参加平定准噶尔的战役，为维护祖国的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在鸦片战争时期，5000余名察哈尔部骑兵奉调在京津驻防抗英，1000多名察哈尔蒙古骑兵在察哈尔著名英雄两江总督裕谦的率领下，血战镇海为抵御外国侵略者全部壮烈牺牲。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察哈尔蒙古族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选择了争取民族彻底解放，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道路，为新中国的成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以上三个阶段共计743年中（加上解放以来56年，察哈尔部至今已有近八百年的历史），察哈尔部始终处于蒙古民族历史的中心。可以说，察哈尔部的历史就是浓缩了的蒙古民族历史，蒙古族察哈尔部是历史上创造蒙古族草原文化的主要部族之一。
（二）察哈尔部在历史上始终处在蒙古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纵观蒙古民族的历史，没有一个部落能够象察哈尔部那样长期处于蒙古社会的权力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明朝以前，察哈尔作为大汗的亲军护卫，既是捍卫蒙古社会权力中央的军事组织，又是管理汗庭事务的职能群体，同时也处在蒙古社会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中心。在北元时期，察哈尔部成为蒙古大汗的驻帐万户，在原来亲军护卫的基础上又有了卦建领地，成为军事、行政、生产三位一体的宗主部。在清代，虽然察哈尔被改编为总管八旗制远离了社会权力的中心，而且清政府在蒙古地区大兴佛教，麻痹其勇敢尚武精神，但是察哈尔部在蒙古诸部中依然是一个“强悍”的“有着勇敢、英武、坚韧的美名和传统”的部族，仍然被清政府视为“劲旅”，军事上参加平定国内叛乱，驻防边关，抗击外国侵略者；在科技文化上，察哈尔部出现了上百名数学家、哲学家、军事家、思想家、语言学家、翻译家、天文学家、诗人、学者，代表着当时科学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历史上处在这样一种特殊地位的察哈尔部，在传承蒙古民族草原文明的历史链条中，占居正统和主流地位，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三）历史上察哈尔蒙古族文化代表着蒙古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由于察哈尔部在历史上所处的特殊地位和环境，使察哈尔部与其他诸部相比，不仅更有利于吸收和传承蒙古族各部的优秀文化，而且更有利于吸收和传承其他民族，如汉族、伊斯兰民族、欧罗巴民族等的优秀文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察哈尔文化。关于察哈尔文化的与众不同，应在另一篇文章中做具体介绍。在这里我想提出的是，一个民族所以成为一个民族，一般有四个要素（这是斯大林的观点）：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文化心理素质。实际上在现实中，我认为前三个要素都是形成族的物质文化条件，而非本质。比如：有很多少数民族都在用汉语，没有自己的语言。蒙古族中的土默特部也大部分丢失了母语，察哈尔八旗靠南部旗县的蒙古族年轻一代多数也不会说蒙语，但都不妨碍他们对自己民族的认同。那么共同的地域和经济生活就更不成为其为区别民族的本质特征了。一个民族分散在世界各地，经济生活也各不相同，但他们都认同自己的民族，如蒙古族、汉族。看来这里最关键的就是共同的文化心理素质，才是维系一个民族的最根本的条件。那么这个共同的文化心理素质是什么?我认为它就是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这里说的传统文化不是简单地指哪些语言、艺术、风俗、礼仪或考古出来的那些文化的载体，而是指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给这个民族每一个成员的心里积淀下的那种热爱自己的民族、喜欢自己的民族、认同自己的民族的归属感。这个归属感就是一个民族所以能成为一个民族的灵魂。察哈尔蒙古族与其他蒙古族部相比，在这方面更具有典型意义。从近的来说，原来察哈尔八旗的很多蒙古族从清末民初开始，在失去牧场无法游牧的情况下，大批迁到了现在的四子王旗、西苏、东苏、阿巴嘎、东西乌珠穆沁旗生活，他们至今还认同自己就是察哈尔人。那么留在原籍的早已汉化的一部分察哈尔蒙古人，如前旗、丰镇、兴和、卓资、凉城的不会说蒙语的少量的蒙古族农民，都还是认同自己是察哈尔人。从远的来说，新疆博尔塔拉的察哈尔蒙古族，至今仍然保持察哈尔蒙古族的文化传统。从国外来讲，现在阿富汗卡布尔以西有三、四十万自称是察哈尔的族群，他们已经完全突厥化，但他们语言中有大量的蒙古语词汇。他们的信仰、语言、风俗与内蒙古的察哈尔人已经完全不同，然而他们仍坚持自己与内蒙古的察哈尔蒙古人是同一族源。察哈尔这个来自其他诸蒙古族部落的相互没有血缘关系的多姓氏组成的部族，八百年来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变迁，经受了众多坎坷和磨难，地域上分为不同的省区和不同的国家，仍然具有如此强烈的认同感，就是因为察哈尔部具有蒙古族中最优秀正统的历史文化传统。
二、察哈尔部蒙古具有反帝爱国的光荣传统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在近现代历史上，在国难当头和民族危亡的重要关头，察哈尔部代表着蒙古民族的正统势力，高举抵御外来侵略的大旗，表现出了为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解放骁勇善战、勇猛顽强和不怕牺牲的光荣传统和英雄主义精神。
（一）在北元时期，察哈尔部曾跟随满都海彻辰哈吞东征西战，为达延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了功勋。因此，达延汗继位后将察哈尔部封为中央万户。据《蒙古源流》记载，为了统一和巩固北元政权，察哈尔部参加了达延汗两次大的平叛：一次是1509年，达延汗命次子乌鲁斯博罗特为右翼三万户济农，赴任时被永谢布的伊不剌台吉和卫拉特（鄂尔多斯）领主满都赉谋杀。第二年达延汗率左翼三万户平定了右翼叛乱，并令其三子任右翼济农。另一次是东部兀良哈丞相葛根等领主反叛，达延汗率察哈尔、喀尔喀二部征讨平定。达延汗去世后，蒙古地区又陷入了相互纷色的战乱局面。1604年，成吉思汗二十二世孙林丹汗继位，时年十三岁。十年之后，开始了统一蒙古各部的斗争。1616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部称汗，成立“后金”，并不断吞并拉拢蒙古各部。为了维护蒙古民族的统一与独立，林丹汗坚决走上了抗击后金征服者的道路，察哈尔部作为中央万户，成为林丹汗抗金的主要力量。
（二）在清代，察哈尔部蒙古族高举反帝爱国大旗，前赴后继，浴血奋战，在中国反侵略史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世纪中叶，清朝政府日趋腐败，帝国主义列强武力侵略中国，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蒙古族各阶层人民为抵抗外来侵略，积极投入了反帝有国斗争。察哈尔部这一代表蒙古正统势力，具有勇敢尚武精神的优秀部族，在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做出伟大的贡献，在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时任两江总督兼代钦差大臣的裕谦（察哈尔八旗蒙古镶黄旗人），上疏劾琦善投降卖国的罪行，力主以战卸敌，是当时清朝封疆大吏中少有的抵抗派。他主持浙江防务后，积极备战，誓死不后退一步。是年9月英军大举进犯定海，经六昼夜血战，定海失守。十月英军复登陆攻镇江。由于领兵的浙江提督余步云贪生怕死，不战而逃，镇江守军溃败。裕谦终因寡不敌众，投池自尽，以身殉国，表现出了高尚的民族气节。恩格斯高度赞扬了镇江蒙古八旗驻军，他在《英人对华的新远征》一文中详细地叙述了这次战身的残烈状况：“英军逼近镇江城的时候，才认识到驻守旗兵虽然不通兵法，可是绝不缺乏勇敢和锐气，这些驻守旗兵只有一千五百人（其中五百名青州兵，其余一千人为察哈尔八旗驻守军，这些蒙古士兵大部分是从漠南察哈尔八旗应征入伍后，由江宁移防到镇江的蒙古军。引者注），但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人。他们在应战以前就好象料到战争的结局，他们将自己的妻子儿女绞死或淹死......司令官看到大势已去，就焚烧了自己的房屋，本人也投池自尽。在这次战争中英军损失一百八十五人……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在原乌兰察布盟盟长赵世亮同志的策划下，民族英雄裕谦的事迹，由南京、内蒙古电视台合拍成四集连续剧《京祭》，在全国各电视台播出。
1859年（咸丰九年）6月，奉调驻防大沽海口的数千名察哈尔八旗军，在御前大臣僧格林沁指挥下向登陆进犯的英法联军发起进攻。击沉敌舰艇十余艘，英军司令何伯身受重伤，英法联军遭受重创。大沽口抗战的胜利，是近代中国军队抵御外侮战争中少有的一次大胜仗。曾受到革命导师马克思在《新的对华战争》一文中赞扬。1860年在京津保卫战中，察哈尔蒙古骑兵也进行了殊死的战斗，做出重大贡献。察哈尔八旗将士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英雄业绩，在中国反侵略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1871年（同治十年），沙俄侵略军犯新疆伊黎地区时，察哈尔八旗驻防伊黎汉盖地区的守军，对侵略者进行了英勇还击，在抗击沙俄侵略的战争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其中有一部分在伊黎转战十二年的察哈尔骑兵，清政府允许返回察哈尔故地，并对许多将士赐以世袭章京（佐领）、孔督（骁骑校）、哈温（捕盗民）等官职和荣誉。
在鸦片战争中，察哈尔八旗的蒙古族子弟源源不断地被调往边疆海防，充实和加强了驻防八旗军，成为抗击外国侵略者的重要力量，而且在物力上，察哈尔民众也捐献了大量的马匹和物资支援前线。据史料中零星记载，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清政府下令二千名察哈尔蒙古骑兵开赴天津驻防时，从商都牧群、太仆寺左翼和右翼牧群征敛战马2000匹。1858年（咸丰八年），清政府下令二千名察哈尔蒙古骑兵参加山海关防御时，从商都、太仆寺左翼和右翼牧群征敛战马2300匹。1863年（同治二年）6月，从察哈尔牧群征敛战马1000匹，送至河南军营。除此之外，察哈尔蒙古族子弟应征入伍时自带的马匹和各界人士捐赠的马匹就更加无法统计了。察哈尔蒙古族为保卫祖国反对外强的侵略，在人力和物力上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程中，察哈尔部蒙古族发扬自古相传的英雄主义精神，为祖国的解放和民族的复兴，做出了气贯长虹的英雄业绩。
1911年，察哈尔太仆寺左翼牧群的恩和巴图（姓抗锦、字子荣）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积极宣传三民主义，在蒙古知识分子中很有影响。1924年国民党“一大”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历任国民党中央要职。他积极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成为内蒙古地区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察哈尔正黄旗人武万义（蒙名武道尔计）积极响应，与同盟会成员王虎臣、小状元张占奎等组织起义队伍，一度占领清军驻守的塞北要地丰镇。武万义后来曾任冯玉祥国民军少将旅长，他接受了推翻清朝、建立共和、报国报民的思想，这在当时偏僻落后的内蒙古地区，还是非常难能可贵的。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察哈尔地区成为共产主义思想最早传入内蒙古的地区之一。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察哈尔蒙古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争取民族解放的新的征程。察哈尔蒙古族早期共产党人纪松林、宝音巴托尔、查干胡、莫杰、巴雅色格楞太等一批革命志士，在中共察哈尔工委的领导下，宣传和组织群众，推动国共合作，发展革命力量。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中，他们仍然坚持艰苦的地下斗争，有的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直接把枪口准了察哈尔地区，察哈尔地区成为日伪军、国民党傅作义部以及共产党大青山抗日武装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不甘当亡国奴的察哈尔蒙古族各界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奋起反抗日本侵略者。1933年6月察哈尔正黄旗总管达密凌苏龙在地下共产党员纪松龄的影响下，毅然率部参加了冯玉祥将军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夺取塞北重镇多伦等地的战斗中配合主力英勇作战，打响了察绥抗战的第一枪。1936年2月，驻守在百灵庙“蒙政会”和保安队的察哈尔籍官兵，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名震中外的百灵庙暴动。1936年11月，时任绥东四旗剿匪司令的达密凌苏龙，率领察哈尔右翼四旗蒙古族骑兵，在震惊中外的红格尔图战役中冲锋陷阵，取得了绥东抗战的重大胜利。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日报》、《申报》“每周增利”（
“八·一五”日本投降后，察哈尔左右翼各旗获得解放，与晋察冀解放区连成一片，成为我党我军在内蒙古地区最巩固的战略根据地。然而，盘居在绥远地区的国民党傅作义部秉承蒋介石旨意，悍然发动内战，于1946年9月向解放区开始全面进攻。随后，察哈尔右翼四旗和左翼南部各县相继被敌人占领，察哈尔右翼四旗的党政军人员全部撤退到左翼地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领导机关也撤到锡林郭勒盟贝子庙（现在的锡林浩特市）。察哈尔蒙古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军参战，勇跃捐献支前物资，开始了保卫锡林郭勒盟和察哈尔盟根据地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从1946年9月至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的三年解放战争期间，察哈尔八旗蒙古族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十一师（1949年5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骑兵第四师）、第十六师（1949年5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骑兵第五师）、第十七师（后编入卓索图盟纵队）等根据地主力部队，输送官兵二千二百多人，为巴彦塔拉盟、乌兰察布盟联合骑兵大队、察哈尔盟安旗八十团、各旗群自卫队等地方武装输送指战员近千人。据有关资料记载，仅在解放战争期间，当时总人口不足九千人的察哈尔正白旗牧区，就有九百余人自愿参军，其中在战场上牺牲的143人，重伤全残54人，荣立特等功和一等功12人，当年转业复员的伤员473人。另据察哈尔正蓝旗资料统计，当时正黄旗蒙古族不足一万人，自愿参军的1200余人，在战场上牺牲的200余人。仅以上述两旗为例，察哈尔蒙古族总人口百分之十以上的优秀子弟（不包括各旗自卫队等地方武装）上了前线，其中约百分之十五的人，为祖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有人做过测算，察哈尔蒙古族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人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和伤 亡人员占总入伍人数的比例，甚至超过了革命圣地井岗山地区参加红军的人数和伤亡人数的同一比例。为了及时补充主力部队的兵源，察哈尔根据地的党和政府动员了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其中有的祖孙三代一起参军，有的一家兄弟几人同时入伍，有的提前或推迟结婚报名出征，有的把年迈体弱的老人托咐给别人后上了战场。察哈尔草原上正直善良的察哈尔蒙古族牧民，常常手捧哈达，斟满奶酒，含着热泪，向入伍出征的亲人们奉献最美好的祝愿，这种激动人心的悲壮热烈的场面在当时屡见不鲜。正因为有如此众多的察哈尔蒙古族优秀子弟源源不断地加入了人民军队的行为，所以锡察根据地的主力部队和地方人民武装，才能够打败几倍、十几倍于我的国民党现代化装备的军队。英雄的察哈尔部人民为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抛头颅、洒热血，做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出现了众多可歌可泣的革命英雄人物，留下了憾山动地的不朽业绩和留芳百世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综上所述，察哈尔部蒙古族人民不仅创造了近八百年的光辉历史，而且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传统。察哈尔文化不仅在历史上的蒙古族草原文化中占有正统和主流地位，而且在建设民族文化大区的现在，为我们提供了一笔底蕴厚重的宝贵财富。察哈尔文化成为乌兰察布市的文化品牌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