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 赫
对察哈尔蒙古的历史，过去很少有人研究，所以，这方面的著述极少，而且，蒙、满、藏、等文字的文献资料，尚待发掘，有许多问题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面对浩繁的中外史籍，如何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正确地阐明历史的本来面目，确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本文拟就察哈尔蒙古的西迁，进行初步探讨，以期对察哈尔蒙古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 察哈尔蒙古的西迁
清朝用武力彻底战胜准噶尔部是在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经过了将近七十年起伏相继的战争，才告实现的。清朝统治者在平定阿睦尔撒纳（公元1757年）的同时，仍旧对准噶尔人民进行野蛮镇压，无疑是反动的。清朝灭阿睦尔撒纳后，史称准噶尔地区“数千里间，无瓦剌一毡帐”。［3］《啸亭杂录》也有同样的记载，说：“于是，厄鲁特之种类尽矣，……数千里间，遂无一人”。［4］因此，伊犁地方人烟稀少，土地荒芜，防务空虚；沙俄的势力又不绝地向东扩张。面对这种形势，清朝政府一方面由内地派遣官兵筑城驻防，另一方面又从南疆移民屯田，并于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命明瑞为首任伊犁将军，驻伊犁惠远城，总理南北两路军政事务。但是，清政府仍感兵力不足，伊犁防务不甚坚固，以为地处伊犁东北的“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一带）地方，非但与伊犁毗连，且通阿尔泰、科布多（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吉尔格朗图）等地，虽于伊犁驻兵，而塔尔巴哈台不驻，则西北两路声势不能呼应，惟塔尔巴哈台驻兵，周围环设卡伦（即边卡），则西、北两路方能彼此呼应，使伊犁军威将更为强盛”［5］。
其次，清统治者从防止蒙古人的反抗，限制利用他们的力量这一总目的出发，又根据蒙古封建主的向背程度，并参酌其所处的具体地理条件，对蒙古各部采取设盟建旗的分而治之政策。其目的在于“众建而分其力”。［6］便于统治蒙古人。
由于上述原因，遂于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从张家口外的察哈尔八旗官兵内，抽调年富力强者一千八百多名，连同家眷迁到伊犁，驻防屯田。这就是察哈尔蒙古的西迁新疆各地的原因。
察哈尔蒙古的西迁，是在清朝统治者的强制下被迫进行的。察哈尔官兵扶老携幼，离开察哈尔草原，告别故乡的人们，经过一年多的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到达伊犁地方。这时，塔尔巴哈台已开始筑城屯田，博罗塔拉（博尔塔拉）地方急需派兵驻守，即派察哈尔两昂吉官兵暂住博尔塔拉，“以助塔尔巴哈台声威”。“察哈尔官兵移驻博尔塔拉后，非常适应该地的自然环境，农、牧皆得其利”［8］。史称察哈尔两昂吉暂时移驻博尔塔拉以来，其耕种、牧放均有收效”［9］。因此，决定察哈尔两昂吉永驻博尔塔拉。
“昂吉”，是准噶尔语，意为“分支”。又是准噶尔部台吉下组织的名称之一。清朝乾隆沿用，嘉庆时改为“营”。
二 西迁后的驻牧地和编制
察哈尔蒙古西迁后，“在博罗塔拉、哈布塔海、赛里木诺尔一带地方游牧。种地自食。随时操演骑射”［10］。“赛里木掉尔，在惠远城东北二百余里，塔勒奇岭之北，周三百余里，四周皆大山。其北山后有地，名波罗塔拉（博尔塔拉），水草丰茂，土地平旷。……旧为准噶尔游牧，今为察哈尔游牧”［11］。察哈尔官兵和其家属“屯田，皆依博罗塔拉河岸，河北之田，多引山泉；河南之田，引用河水灌溉”［12］。据察哈尔老人说，他们从前将赛里木淖尔、叶比淖尔（艾比湖）、阿拉格土古勒因淖尔（今苏联境内的阿拉湖）这三湖称作姊妹三湖，世世代代游牧于这三湖之间。
察哈尔蒙古移驻伊犁时，共有官兵“一千八百三十七名”［13］。
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伊犁将军奏请，“移驻之索伦、锡伯、察哈尔兵，按新额鲁特例，编立牛录。故不论旗分，曾以近二百户为一牛录，每爱曼［14］各设六牛录。今生齿日繁，一切差使等项而又烦冗，如仍旧责成六牛录官员管理，实属不足。……锡伯、索伦、察哈尔等三爱曼，亦请同额鲁特爱曼，增编两牛录，俱为八牛录，以为旗。……其旗纛颜色，亦按旗授之”［15］得旨施行。从此，成为驻防伊犁之察哈尔八旗，即后来的察哈尔营。
察哈尔八旗为：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兰、镶兰、正红、镶红。并且颁有八种颜色的旗帜认别。八旗察哈尔，“（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分为八旗左右翼，每翼九百名”［16］八旗左翼：镶黄、正白、镶白、正兰；八旗右翼：正黄、正红、镶红、镶兰。
左冀设总管（乌合力达）一员，副总管（依勒格达）一员。佐领（章京）八员，骁骑校（阿拉哈哈番）八员，空蓝翎三员（由领催、披甲内挑补，轮住卡伦）。委笔贴式二员，领催（博西克）三十二名。披甲八百六十名。
右翼设总管一员，副总管一员。佐领八员，骁骑校八员，世袋云骑尉二员。空蓝翎三员，委笔贴式一员，领催三十二名。披甲八百六十八名［17］。
察哈尔营领队大臣（墨音阿姆班），由京城满洲宫员中钦派补放，驻惠远城。有趣的是，《新疆识略》的作者——松筠（蒙古族），嘉庆五年至七年（公元1800年至1802年）任察哈尔营的领队大臣。“每年青草发生之时，将军往察哈尔、厄鲁特游牧处，查看放牧”［18］。现博尔塔拉察哈尔部，仍旧分为新、旧两昂吉。今温泉县境内绝大多数察哈尔人为旧昂吉；今博乐县境内察哈尔人的大部分为新昂吉。旧昂吉有八个佐领（即俗称之“八苏木”）；新昂吉有八个佐领（苏木）。两昂吉共十六个佐领（十六个苏木）。
“佐领”是清代八旗的基层组织“牛录”的最高长官。最早称为“牛录额真”，以后又改称为“牛录章京”，再后，即改为“佐领”。以上所说的佐领，即指牛录而言。
每个佐领（苏木）设一佐领（苏木章京），佐领（章京）受总管、副总管之命，办理审查丁册，征役税课，排解纠纷，传递信件及征发人伕等事务。佐领（章京）之下，设骁骑校领催（博西克）等官员，协助佐领办理军政事务。在佐领（苏木）以下，每十户设一“什长”（专达），做为最低一级行政单位负责人。
塔城地区的额敏县有一佐领（苏木）察哈尔。他们也是从张家口外西迁之察哈尔的一部分。史载：“移察哈尔人户游牧伊犁、塔尔巴哈台”［19］ 。“系乾隆年间，皆察哈尔、由伊犁分防到塔（塔尔巴哈台）”［20］。
现新疆的察哈尔蒙古，被称为“新四卫拉特”的一部分。1982年6月，我随“新疆蒙古族社会历史考察队”在新疆蒙古族聚居区调查时，便发现了这一问题。新四卫拉特包括：土尔扈特、厄鲁特、和硕特、察哈尔四部。
清代，喇嘛教的影响在察哈尔营中进一步加深了。清朝政府认为“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对喇嘛教采取了保护和奖励政策，不仅鼓励兴修寺庙，而且由皇帝亲自下令修筑庙宇。喇嘛教成为清廷统治蒙古族人民的得力工具。喇嘛宣传宗教迷信，干预蒙古人的日常生活，如移营、嫁娶、生老病死、莫不由喇嘛“卜凶问吉”、“消灾降福”和“解脱超度”，起着麻痹人民的鸦片作用。察哈尔营，于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前后建了两个喇嘛庙，即“镇远寺”和“积福寺”。镇远寺，为左翼之庙；积福寺，为右翼之庙。建庙后，喇嘛人数逐渐增加。有两个男孩子的人家，必须有一个当喇嘛，有三个男孩的去两个，有些独生子也要当喇嘛。因此，有相当一部分人当了喇嘛。由于喇嘛不从事生产，不娶妻室，杜绝生育，因而给蒙古族社会生产和人口增殖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三 西迁后的驻防
清代新疆卡伦之设，原为管理游牧、稽查逃人和监督贸易。因此，有常设卡伦、移设卡伦和添撤卡伦三种，以适应常年驻防和不同游牧季节及临时性驻防的需要。察哈尔营主要驻守在博尔塔拉地区，设大小卡伦共二十一处［21］，其主要职责是防守边卡。其中有常设卡伦九处：1、乌兰布喇卡伦、有卡伦侍卫一员，惠远城满营官兵二名，察哈尔营兵十名。夏秋添惠宁城满营官一员，兵六名；惠远城满营兵九名。2、达尔达木图卡伦，有察哈尔营空蓝翎一员，兵十名。3、札克鄂博卡伦，有察哈尔营空蓝翎一员，兵十五名。4、哈布塔海卡伦，有卡伦侍卫一员，察哈尔营官一员，兵二十名。5、乌柯克卡伦，察哈尔空蓝翎一员，兵二于一名。6、沁达兰卡伦，有卡伦侍卫一员，察哈尔营官一员，兵三十名。7、索达巴罕卡伦，卡伦侍卫一员，察哈尔营兵三十名。夏秋添惠远城满营官一员，前锋五名。8、冲库克卡伦，察哈尔空蓝翎一员，兵二十名。9、库库托木卡伦，有卡伦侍卫一员，察哈尔营兵三十五名。夏秋添惠远城营官一员，兵二名。
添撤卡伦十二处：1、干珠空布拉克安达拉卡伦，春季添、冬季撤。惠宁城满营官一员，兵二名。察哈尔营官一员，兵十五名，厄鲁特营兵三名。2、绰伦古尔卡伦，春季添、冬季撤。惠远城满营官一员，兵三名。惠宁城满营兵二名。察哈尔营兵五名。3、音德尔图卡伦，春季添，冬季撤。察哈尔营官一员，兵二十名。4、喀喇乌珠尔卡伦，春季添、冬季撤。察哈尔营领催一名，兵十九名。5、木鲁卡伦，春季添、冬季撤。察哈尔营官一员，兵十五名。6、沙喇布鲁克卡伦，春季添、冬季撤。察哈尔营领催一名，兵九名。7、阿尔齐图哈玛尔卡伦，春季添、冬季撤。察哈尔营领催一名，兵十九名。8、察奇尔图呢盖卡伦，春季添、冬季撤。察哈尔营领催一名，兵九名。9、察罕乌苏卡伦，春季添、冬季撤。察哈尔营官一员，兵十九名。10、雅玛图卡伦，春季添、冬季撤。察哈尔营官一员，兵二十名。11、鄂托克赛哩安达拉卡伦，春季添、冬季撤。惠宁城满营官一员，兵二名。12、硕博图卡伦，春季添、冬季撤。卡伦侍卫一员，惠远城满营官一员，兵十四名。察哈尔营兵十一名。
察哈尔营官兵之俸饷银如下：总管，岁支俸银一百三十两；副总管、岁支俸银一百零五两；佐领，岁支俸银一百零五两；骁骑校，岁支俸银六十两。轮住卡伦蓝翎共六员，每翼三员。每三员支盐菜银四十五两，口粮一千零八十斤。合粗粮一十二石六斗四升二合六勺（小麦六石六斗六升六合六勺，谷子五石九斗七升零六勺）。委笔贴式，岁支盐菜银三十六两。领催，岁支钱粮银二十四两。披甲，岁支钱粮银一十二两［22］。
察哈尔营之兵器有“撒袋一千八百三十七副，弓一千九百三十七张，腰刀一千八百三十七把，长枪八百六十八杆，鸟枪三百四十七杆（前项具系官兵自备随带）”［23］。
察哈尔营，除了官员外，兵非满洲兵，月月食钱粮。惟有派去驻防和巡查边界者，方能领到盐菜银。披甲兵丁无事则耕牧，有事则应付，其家眷和附丁（未披甲者）则从事生产，“所有口粮，俱系自耕自食”［24］。
察哈尔营的官兵，西迁至博尔塔拉后，长期以来，都是自各战马、大刀、弓箭、撒袋等器械，作为清政府的边防军，在祖国的西北边陲，长期守卫着塔尔巴哈台与伊犁之间的二十一个卡伦，战时协同大军作战，平时开荒屯田。他们英勇善战，在保卫祖国边疆的斗争中立下了功劳。
四 开发、建设、保卫边疆
在清代，博尔塔拉的察哈尔营，不设札萨克、总管管理旗份。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分为八旗左右翼。
察哈尔八旗左右翼，是朝廷直辖领地和属民。旗内的土地，都属于宫地，用于驻军屯田、牧养军马为皇室牧场。旗内农、牧民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担负者，是赋税、贡纳、站役、兵役及其他各种差役的担负者。他们既要缴纳繁重的实物税（有牛五头以上或羊二十只的，均交羊一只，等等），又要自备马匹、武器等服兵役。察哈尔营里的农、牧民，尽管脱离了本部封建主的奴役，但他们所负担的封建徭役，丝毫没有减轻。
长期以来，经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种地自食”［25］，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人口也有了增长。嘉庆年间（公元1796年至1820年）察哈尔营的人口一度增长到“一万一千七百余口”［26］。农业的发展，对察哈尔人所在地区生产力的发展，与汉族人民友好关系加强了，蒙汉人民在生产斗争中互相学习，提高了生产技能，丰富了蒙古人民的生活。蒙古族人民还学会了或者比以前提高房屋院落的建筑技术，土木结构的房屋建筑日益增多。汉族人民又从蒙古人民那里学会了放牧技术，得到了农牧结合的生产经验。
在共同生产中，蒙汉两族人民结成深厚的友谊。互相接近，清光绪年间（清末）来到博尔塔拉地区的汉族农民中，有很多人习蒙语，依蒙俗，与蒙古人通婚。
同治末至光绪初年，察哈尔人民与锡伯族人民一起，在博尔塔拉地方开凿了一条五十余里长的“啥尔布河大渠”，引水垦种，聚积粮草，推动了博尔塔拉地区农、牧业生产的发展。
在农业和牧业发展的同时，商业和手工业也发展起来了。维吾尔族商人从蒙古人那里收购牲畜和畜产品，并卖各种日常生活用品给蒙古人，加强了相互之间的来往，密切了关系。
察哈尔部人民又是一个善于学习和有进取精神的人民，定居博尔塔拉以前，他们虚心地向兄弟民族学习。不仅学会了种植棉花，而且还学会了种植水稻技术，使农作物种类多样化，粮食产量也有了显著的增加。正是这种各兄弟民族之间的互相学习，互相帮助，推动了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
察哈尔人民在祖国边疆，长期与汉、维、哈等民族的和睦相处，学会了讲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相互交流语言文化，增进了与边疆各族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
察哈尔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和大无畏的反抗精神。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在新疆的地方官员，横征暴敛，加重了对各族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各族人民不堪忍受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纷纷起来，进行反清武装斗争。察哈尔部人民也举起了义旗，与反动的黑暗势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同治末年（19世纪70年代），左宗棠分路进军新疆，这更激起了察哈尔人民的抗俄斗志。他们开荒种田，储屯军粮，有力地支援了左宗棠督军收复我伊犁地区。
综上所述，蒙古察哈尔部，作为蒙古民族历史上很早形成的部落，尤其是从15世纪后半叶巴图蒙克（达延汗）时代，成为蒙古族的政治中心，居于蒙古各部之首。因此，察哈尔部是在蒙古民族的历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部落。 而西迁到博尔塔拉地区的这部分察哈尔人民，与各族人民一道，为开发和建设祖国边疆，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大西北、反对沙俄的野蛮侵略和蹂躏，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注释：
［1］《蒙古游牧记》卷14。
［2］德迪：《蒙古根源史》（托忒蒙古文手抄本）。
［3］《圣武记》卷4。
［4］《啸亭杂录》卷3。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议复档，军机处乾隆二十八年十二月。
［6］《清圣祖实录》卷185。
［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朱批奏折，明端包第4号。
［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月折档军机处乾隆三十年正月。
［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月折档“乾隆朝”153函内。
［10］《西陲要略》卷2。
［11］《新疆识略》卷4。
［12］《西陲要略》卷3。
［13］《新疆识略》卷5。
［14］爱曼：满洲语义为“部落”。
［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折档军机处乾隆三十二年七月。
［16］《西陲要略》卷2。
［17］参见：《新疆识略》卷5；《西陲要略》卷2；《锡伯营总管档房事宜》（满文手抄本）。
［18］《新疆识略》卷10。
［19］《蒙古游牧记》卷14。
［20］腻志书《新疆之蒙古》载1934年。《新亚西亚》第8卷第2七。
［21］参见：《新疆识略》卷11；《锡伯营总管档房事宜》（满文手抄本）。
［22］《新疆识略》卷8。
［23］《新疆识略》卷7。
［24］《新疆识略》卷8。
［25］《西陲要略》卷2。
［26］《新疆识略》卷4。
原载《汗腾格里》198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