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总体战略，也是沿线各地区各国家之间共同发展、共同建设、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的平台。它不仅继承发扬了古代丝绸之路的精神，展现了与新时代发展脉络相适应的和平、友谊、交往、合作和共赢的内涵。察哈尔文化作为草原优秀文化的一部分，它的形成、发展、成形中蕴含着包容性、开发性等的文化价值，与“一带一路”的内涵历史和现实意义上的价值契合点。本文通过对“一带一路”建设战略的解读，来探索察哈尔文化的发展方向，以期能为察哈尔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新的视野。
关键词：一带一路；察哈尔文化；传承;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强调了文化及文化自信对于一个国家，对于一个民族的重要性。而察哈尔文化作为草原文化的一部分，深刻影响着各民族的生产、生活等领域内的活动，时至成为精神指引。它的精神价值，支撑着经济、社会秩序和结构，形成了特有的地域性、广延性，甚至是跨时代性的文化属性。
一、“一带一路”建设的内涵
《“一带一路”战略研究》[3]一书中提到，“一带一路”建设的“一带”指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一路”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是在1860年前后，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亚考察，结合了考察情况，又对照中国历史上境外对中国的丝绸有需要所形成的道路，提出约在公元前二世纪，存在着这样一条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被很多人视为具体的历史现象，例如古代贸易线路、历史遗迹、文物等，但“一带一路”使用丝绸之路主要在于使用了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内涵，或者可以说是“丝绸之路精神”，即和平、友谊、交往、繁荣。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也正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4]中提到的核心理念。“一带一路”使用“丝绸之路”这个历史文化遗产，为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当代经贸合作提供了历史渊源，以及可以借鉴的合作精神和模式。或者可以说，丝绸之路在一定成俗上就是古代版的“全球化”。
从上述可见，“一带一路”战略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地区加快发展的愿望，是一个内涵丰富、涉及面广、包容性强的巨大发展平台。
二、察哈尔文化与“一带一路”的历史渊源
察哈尔源于蒙元时期，是由怯薛军制演变而来。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了“大蒙古国”，为有效地控制刚刚统一起来的蒙古各部和确保蒙古汗廷的安全，成吉思汗从蒙古各部中征调了一万名精锐士兵，作为大汗的常备护卫军，称为“怯薛”。这支怯薛军维护成吉思汗的统治，构建了蒙古帝国的统治基础。怯薛一制度，从蒙元时期到北元时期仍保留着其旧制，特别是到了北元达延汗时代，这一点更为明显[5]。达延汗再度统一蒙古，在重新划分各万户时，依照成吉思汗的旧例，建立了自己的护卫军——中央察哈尔万户。因而，蒙元时期的怯薛军制演化成为察哈尔中央万户。由于察哈尔的这种历史地位，使其传承了蒙古汗国、蒙元以来的宫廷文化，所以其语言、音乐、服饰、饮食、生产生活、文化艺术、风俗礼仪、宗教信仰等等在历久弥新的演进发展中形成了底蕴厚重、绚烂多姿的察哈尔文化。
察哈尔文化依托于元代两都[6]巡幸路线[7]（元朝实行两都巡幸制，两都巡幸路线指上都和大都之间的驿路）以及有着“北方丝绸之路”之称的古商道[8]，为沿线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具有重要影响，地区发展和交流做出了很大的作用。山西的旅蒙商用骆驼贩运高寒地区及牧区所需的茶叶和部分日用品，运回中原所需的皮毛原料和制品或俄罗斯生产的工艺品。贸易活动使察哈尔地区的饮食习惯、服饰风格等生活领域内形成了它独有文化形态。
建设“一带一路”，需以文化为基础，发挥“丝绸之路”文化先行作用。“丝绸之路”从古代开始陆续形成，遍及欧亚大陆甚至东非和北非在内的长途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总称。丝绸之路的出现是国家和民族之间物质和精神文化交往的产物，是东西方文化相互撞击的结果。古代丝绸之路传递的不仅仅有中国的丝绸和陶器，西域的苜蓿和葡萄、东南亚的奇珍异宝、欧洲的玻璃和雕塑，还有各国的音乐、戏剧、曲艺、舞蹈、绘画、宗教，同时，马可波罗访问元朝的中外交流的创举，都极大地促进了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互通和文化交流。正是在古代丝绸之路的引领和推动下，世界开始了解中国，中国开始影响世界。
回顾2000多年的历史，丝绸之路不是固定的贸易线路，而是东西方交往的“桥梁”，它的具体线路随着地理环境变化和政治、宗教形式的演变不断发生变化。沿丝绸之路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综合力量的高度发展，为丝绸之路的产生和开通创造了前提条件。丝绸之路的历史就是沿途各国家、各民族、各地区往来交流的历史，是彼此之间的商品交换、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沿途各国各民族各地区都受惠其中。
自13世界末《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出版后，中国和东方的神话立刻激起了欧洲人的向往；寻找“约翰长老国”的传教士们的大量关于中国的著述，更在欧洲引发了中国热。其中少数民族为丝绸之路的畅通提供了动力。[9]早在汉朝由于匈奴族不断侵扰汉朝边境，汉朝政府“奉匈奴絮缯酒食物各有数”。但游牧民族生活很少需要丝絮，他们把从中原获得的丝絮卖给中亚和伊朗地区获得更大的利益。以从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集宁路出土的格里芬纹织锦被面[10]为例，格里芬出自希腊神话的鹰头狮身的神兽，但与草原文化相结合，此展品中展现的是与草原上常见的动物羊的蹄子相结合的格里芬，这也正为世人展现了元代文化的包容性与接纳性。由于四大汗国的统治者在血统上均出自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彼此血脉相连，因而同奉入主中原的元朝为宗主，与元朝驿路相通[11]。也正是元朝与诸蒙古汗国联系，与欧洲、中亚、东南亚各国联系这为古代丝绸之路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也为建设当前的“一带一路”提供了历史渊源。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将“秉承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开展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合作架构”。从这个角度看，察哈尔文化研究是“一带一路”与经济全球化理念的有机结合，是符合“一带一路”开创包容性全球化道路的一种尝试。因为，察哈尔文化的概念包含了合作、包容。合作才能发展，协调才能互补，互利才能共赢。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新形势下，抓住“一带一路”战略机遇，传承和发展察哈尔文化，不仅具有先天的优势，也顺应区域乃至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大势，前景广阔。这是实现借力发展、实现地区共赢的正确战略选择。
三、“一带一路”建设中传承和发展察哈尔文化
1.“一带一路”战略，不仅要把“丝绸之路”作为一条影响巨大、流传广远的商贸带，更要成为人类历史上文明交往内涵丰富的文化带，成为沟通人才培养、教育建设东西方文明的桥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地质遗迹保护、察哈尔图书研究、察哈尔文物考古等领域理论研究与各察哈尔文化地区建立合作机制，培养人才和文化继承者，发扬其文化价值，形成与“一带一路”建设相适应的文化基础，促进地区的社会文化发展。
2.内外开放，加强文化交流，坚持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一带一路”既涉及国内区域又涉及国外区域，是国内沿线区域与国外沿线国家和地区通过现代运输方式和信息网络连接起来的相互开放战略，对外开放是战略的核心。要广泛开展与沿线国家的文化合作与交流，除了察哈尔音乐、曲艺、戏剧、舞蹈、影视、出版等文艺展演和文化各领域交流外，还要围绕“一带一路”的功能特点，发扬察哈尔文化资源开放、文化环境包容等优势，通过援助、互补、合作等各种形式和沿途各个国家和地区共同推动“一带一路”文化建设，实现在更多领域、更广泛空间的文化资源互助、共建共享，让察哈尔文化鲜活起来，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3.利用“一带一路”平台，推动察哈尔文化产业大发展。为拓宽处于初级阶段的内蒙古文化出口产业市场，“草原丝绸之路”承载着向北开放、与俄蒙交往的历史重任。我们要借助“一带一路”发展平台，加快实施察哈尔文化产业“走出去”发展战略，将察哈尔文化产品出口成为外贸发展的新亮点，同时建立与蒙古国、俄罗斯的合作，强化跨境旅游合作机制，以“草原丝绸之路”为纽带，深入开发中俄蒙三国的跨境旅游线路。让察哈尔文化通过文化产业化道路，来带动察哈尔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总之，一种文化从孕育、形成到繁荣，与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及历史环境密切相关。察哈尔文化的形成具有它的文化价值意义。它具有多元、包容、开放性的特性，反映了草原文化的地域人文情怀。察哈尔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助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积极参与文化交流与合作，传承丝绸之路精神，促进文明互鉴，实现亲诚惠容、民心相通，扩大其文化影响力。
[1] 其力格尔，蒙古族，乌兰察布市委党校，教师
[2] 郝永洁，汉族，乌兰察布市委党校，教授
[3] 刘卫东、田锦尘.“一带一路”战略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4] 2015年3月经国务院授权，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共同发布
[5] 整理自《元朝秘史》
[6] 中统四年（1263年）5月，忽必烈下诏令将开平升为都城，定名“上都”，次年改燕京为中都，1267年又在中都东北建新城。1272年改中都为大都，自此，元朝实行两都制，上都和大都并为国家首都。
[7] 元朝的皇帝每年巡幸上都，大多“东出西还”，即由东道辇路赴上都，经西道返回大都。
[8] 张库大道从塞外重镇张家口出发，通往蒙古草原腹地城市一经晋蒙边境的杀虎口假道归绥(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一乌兰巴托（当时叫库伦），并延伸到俄罗斯恰克图的贸易运销线，全长1400多公里。张库大道历史悠久，它始于明，盛于清，衰于民国，被誉为“草原丝绸之路”和“草原茶叶之路”。
[9] 刘卫东、田锦尘.“一带一路”战略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10] 当前为内蒙古博物院天骄蒙古展厅展品。
[11] 整理自《元朝秘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