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地处祖国北疆、大部分属内蒙古中部地区的察哈尔改为行省。1926年举行过闻名遐迩的“五原誓师”的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在“九一八”事变后，多次猛烈抨击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甚至受到蒋介石排挤，居住在山东泰山。他深感没有实力，难以实现自己的抗日抱负，经过深思熟虑，决定迁往察哈尔省抗日前线，这里有冯玉祥的旧部、时任察哈尔省主席兼29军军长的宋哲元，宋哲元的部将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佟麟阁等也都是跟随冯玉祥多年的战将。1932年10月9日，冯玉祥到达省会张家口，得到宋哲元等的支持，立即与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委李烈钧、程潜等15人通电全国，强烈谴责国联（联合国的前身）调查团的报告书“混淆真相，颠倒因果是非”，指出“挽救国难在于积极抵抗；徒尔求助国联，实为国族自杀”，要求国民政府“放弃不抵抗主义及依赖国联之谬想，速解人民束缚，切实与人民合作，全国动员，以抗暴日，而复失地”，但蒋介石等政府要员对此置若罔闻。

    组  建

    1933年1月17日，山海关失守，举国震惊，许多著名爱国人士、热血青年及抗日团体，都把目光投向了冯玉祥，敦请冯玉祥出山领导抗日的函电，雪片似的飞往张家口。在全国民众抗日呼声高涨下，冯玉祥决定与共产党合作，吸收各方力量，积极筹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正式向中共方面提出派干部到张家口和他筹划抗日大计。随即，中共北方特科派党员张慕陶、吴止戈、吴化梓来到张家口，成立了中共张家口特委，协助冯玉祥工作。其时，冯玉祥没有军队，宋哲元就把30师223团拨给他作为卫队。被迫出国考察的吉鸿昌回国后，接受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天津召集旧部，集资购武，带领部队开拔张家口。冯玉祥还电邀老部下、山西汾阳军官学校教育长尹心田整理所部，向张家口转移，很快尹心田与副校长支应遴扩编队伍，来到张家口。1933年2月，驻扎在晋南襄城的方振武部，冲破何应钦的重重阻力也达到张家口。同时退到察哈尔、河北两省的数万东北义勇军，一部分被北平军分会改编为正规军，参加长城抗战失败后溃散到察哈尔，他们的首领纷纷请求冯玉祥收编，继续抗日；另一部分散兵游勇的义勇军也被收编。此间，冯玉祥的旧部孙良诚、高树勋、张凌云等，相继收编了宋敬久、马金良、雷中田、李海山、宋振玉、也玉岭、胡云山等部达1.5万余人。自此，由东北、华北的爱国官兵、工人、农民和平津、内蒙古的爱国学生组成的同盟军共有9万多人聚集到冯玉祥的麾下，经整编后成为冯玉祥直接掌握的抗日部队。

    为解决面临的粮食、武器、弹药等军需困难，冯玉祥带头抵押了在张家口的房产，制作了1万件皮坎肩，为抗日将士御寒，但只是杯水车薪。孙良诚、高树勋、张凌云等也把自己的财产捐出来，充作军费。冯玉祥不顾蒋介石的压制，决心争取各方支援。曾任黑龙江特别行政区都统的朱庆澜得知冯玉祥组建抗日同盟军万事齐备，只欠东风，将手下的东北抗日后援会募到的10万银元，及时派人送来。冯玉祥还分别致电南方的胡汉民、陈济棠、邹鲁、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和上海的国民党中委程潜、李烈钧等人，声言：“华北危急，只有以全力与暴日作殊死战。军需至急，盼分头发起募捐，以应急需。”

    在多伦、沽源相继失陷后，察哈尔形势日益危竣的关头，5月24日，冯玉祥主持召开各方军事首领和中共代表参加的会议，决定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会议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5月26日，冯玉祥发出《就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通电》，呼吁：“凡真正抗日者，国民之友，亦即我之友；凡不抗日或假抗日者，国民之敌，亦即我之敌。所望全国民众一致奋起，共驱强寇，保障民族生存，恢复领土完整。”全国人民对一贯主张抗战的冯玉祥寄予厚望，很多人民团体、社会名流、省市要员和军队高级将领纷纷来电表示支持。是日上午，冯玉祥派兵占领察哈尔省政府，撤销了原代理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厅长仵墉的职务，查抄了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机关“张家口骡马补充所”，委任佟麟阁暂代察哈尔省主席兼民政厅厅长、张允荣为财政厅厅长、吉鸿昌为警备司令兼警察处长和公安局长、张砺生为警备副司令，同时公布了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的组成人员。蒋介石、汪精卫得知冯玉祥抗战举动，多次电邀他去南京“商谈国事”，加以阻止，均遭冯玉祥的拒绝。

    5月31日，在蒋介石“有言抗战者，杀无赦”的密令下，授权何应钦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承认日本侵占东北4省的合法性，随之察北、冀东的大片国土沦丧，形势更加危机。6月15日，同盟军召开第一次军民代表大会，61名代表出席。大会通过同盟军纲领决议案，宣布抗日同盟军的性质是革命军民的联合战线，以外抗暴日，内除国贼为宗旨，武力收复失地，对日绝交，反对任何妥协。取消苛捐杂税，改善工人、农民、贫民、士兵生活；释放因爱国而遭拘禁的政治犯，保障民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武装之自由等；号召凡有志抗日救国的军民团体踊跃加入同盟军。大会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推举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张允荣、邓文、佟麟阁、张人杰、邱山宁、宣侠父、张慕陶、孙良诚等11人为常委，冯玉祥任主席兼总司令，委员35人，候补委员29人。

    战  果

    6月20日，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兵分3路，地方武装配合行动，向察北打击日伪军。这支经过整编和短期训练的抗日队伍，尽管武器装备低劣，官兵却士气高昂、同仇敌忾，一开赴战场就旗开得胜。6月22日，同盟军仅用3个小时就收复了康保。23日，邓文、吉鸿昌、张凌云等部直趋宝昌，李忠义部直趋沽源。7月1日，同盟军在两地外围经过激战，收复宝昌，盘踞宝昌的伪军张海鹏、崔兴五等部溃退多伦。原踞沽源的伪军刘桂棠部反正，被编入抗日同盟军。由于抗日同盟军声势浩大，许多被迫胁从的伪军也都纷纷投诚。

    同盟军总司令部决定乘胜发动多伦战役。多伦（今属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是察哈尔省的商业重镇，察、绥、冀、内蒙古的交通枢纽。日本侵略者把它作为占领察绥的战略据点。由日军茂木骑兵第4旅团2000余人和炮兵设防，以伪军索华岑部为外围，集结正黄旗一带，日军西义一第8师团在丰宁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7月7日夜11时，同盟军向多伦发起总攻，战斗异常激烈。守敌以优势的火力拼命顽抗，同盟军战士奋力猛攻，战斗一日，伤亡很大。经过3天3夜的激战，仍攻不下。10日晚，吉鸿昌亲自率领敢死队，肉袒匍匐前进，连续3次指挥登城，敌人用机枪扫射，抛掷手榴弹，同盟军均未攻陷，11日又数次进攻，突遭日机轰炸，伤亡较重。此时，同盟军已牺牲了包括团长在内的240余人。冯玉祥悲愤交加，向前线抗日将士发出最后决战多伦，以死报国的电令，鼓舞浴血攻城的将士。12日，吉鸿昌调派精兵40多人扮作伪军，潜入城内。入夜，吉鸿昌再次组织猛攻，里应外合，将城攻破，又经3个多小时的城内巷战，日伪军被打得抱头鼠窜，仓皇由东门逃遁。至此，失守72天的多伦，经5昼夜浴血鏖战，终于被同盟军收复。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民破天荒地从日伪军手中夺回失地。在收复宝昌、康保和多伦3县的战斗中，共击毙日伪军1000多人。

    结  局

    冯玉祥领导的抗日同盟军取得的辉煌战果，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抗战的希望，群情振奋，各地群众、爱国团体纷纷通电祝捷，踊跃捐款捐物，进行慰劳。然而南京国民政府则反其道而行之，加紧取缔同盟军。蒋介石对冯玉祥威胁利诱无效，乃给他扣上“赤化”的罪名，采取武力解决，从7月9日起，令庞炳勋、冯钦哉等部进驻察省的沙城、怀来，增派王以哲、徐庭瑶等部进驻平绥路一线，令傅作义部由绥远沿平绥路向察省逼进，用来剿灭这支抗日武装。为了正当自卫，冯玉祥被迫采用一面抗击日伪军，一面阻止国民党军入察的对策，遂调吉鸿昌、方振武等部回防张北、宣化，调孙良诚部进驻宣化辛庄子，与国民党的入察部队前锋对峙。战事呈一触即发之势。7月18日，国民党军装甲兵突然开过下花园，同盟军随即将辛庄子铁桥拆毁，阻挡装甲车前进。在庞炳勋、关麟征、冯钦哉各部在怀来、延庆集结完毕后，以庞炳勋为总指挥分3路向张家口进攻。同时，北平日本领事馆也以同盟军攻克多伦，破坏《塘沽协定》为由提出交涉，调日军平贺旅团、茂木旅团、伪军张海鹏部共2万余人，向察省发起进攻。在国民党军与日伪军的夹击下，抗日同盟军通电全国及西南当局，说明冯玉祥因抗战而获罪于中央，请各方主持正义。

    蒋介石集团鉴于各方舆论和西南实力派的反对，于7月28日，向冯玉祥提出4项最后通牒：1.勿擅立各种军政名义；2.勿妨害中央边防计划；3.勿滥收散军土匪；4.勿用共匪头目，煽扬赤祸。并说事关察省存亡与全国安危，万不能因循迁就。冯玉祥阅后愤极，于7月30日向全国发表通电：“吾人抗日，诚为有罪，而克复多伦，则尤罪在不赦……祥屡次宣言，一则抗日到底，一则枪口决不对内……”

    8月初，蒋介石调动16个师、两队战斗机和8列装甲车的兵力，已完成对抗日同盟军的军事部署。抗日同盟军处在日伪军和国民党军的包围中。冯玉祥顾虑引起内战，使侵略者坐收渔利，加之抗日同盟军内部产生了分歧和军费困难，为保存这支抗日力量，遂将同盟军交给宋哲元收编。8月14日，冯玉祥依依不舍地离开张家口，返回泰山，临行前他召集抗日同盟军将领20余人话别，并用鲜血在中国地图上的被日本侵略者侵占的东北4省和察省处，写下“还我河山”4个大字，作为分手后的共同奋斗目标。令全国人民振奋的抗日同盟军就此结束了短暂而光荣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