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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哈尔盟公署及相关几个问题的再认识

 尹自先

察哈尔盟公署是在内蒙古自治运动中酝酿,张北县沦陷后在张北成立的,有学者将它与蒙古军总司令部、蒙古军政府的成立视作德王依靠日本搞分裂独立的三部曲。本文拟就察哈尔盟公署成立前察北局势、张北沦陷时间及沦陷情景,察哈尔盟公署成立的背景以及察哈尔盟公署的性质,作一客观述评。水品所限,尤其史料大多转引,有不实或与客观相左之处,敬祈行家教正。

一、   察东警备军与张北沦陷

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侵略者迅即占领了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1932 年 3 月, 由日本侵略者策划操纵的满洲国在长春成立。1933 年 3 月, 日伪军侵占热河全境, 并将其纳入满洲国版图。1933 年 4 月 ,伪军兴安游击师司令李守信[①]率部进犯与热河邻近的察东[②]地区并占领察哈尔重镇多伦。

利用这一契机,日本关东军开始实施“内蒙工作”。 所谓“内蒙工作”,就是日军在侵占热河和发动芦沟桥事变期间, 关东军直接负责策划的以帮助蒙古民族独立为诱饵, 将内蒙古西部地区( 当时包括锡林郭勒盟、察哈尔八旗、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和归化城土默特部等) 纳入日本侵略势力范围之内, 扶植建立伪蒙政权, 从而侵占内蒙古的阴谋活动。 内蒙工作是日本帝国主义满蒙政策的继续和具体化。在日本侵华史上,将某个政洽阴谋冠之以“××工作”别称的现象,屡见不鲜。

最初关东军的“内蒙工作”采取消极态度,这从关东军参谋部制定的《对察措施》(1934年1月24日)可见。《对察措施》提出“内蒙古工作”的当前目标是将察东(即指察哈尔左翼四旗及四牧群等)、锡林郭勒盟作为在经济上与“满洲国”具有密切关系的行政区域。在实施方法上,重点放在经济和文化方面,“让该地区蒙民不知不觉中附满亲日”;所有军政工作必须秘密进行,工作的重点是李守信的察东警备军;作为将来的目标,考虑将施策范围向西扩大。为实现上述目标,参谋部还制定了开通道路交通、通商贸易、产业开发、怀柔利用喇嘛教徒和回教徒、改善喇嘛教、设立医疗及教育机构、开设和经营善邻会馆等诸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具体计划,也不乏建立蒙古军、强化蒙古自卫军、设置通信和谍报机关等计划。《对察措施》特别告诫:“不能无视国际情势,采取激进措施,而应当通过经济、文化的措施稳健工作。”[③]关东军之所以采取这种方针,主要是东北中国人民抗日反满活动十分激烈,关东军不得不抽出其大部分兵力分散配置,四处清剿,尽快巩固对东北的统治,保证与伪满相连的察哈尔地区的安定。鉴此,关东军将李守信的兴安游击师改称“察东警备军”,同时,将多伦县改称察东特别自治区,任命李守信为行政长官、“察东警备军”司令官。军事和行政方面均受多伦特务机关长指挥。关东军对西部内蒙古的工作仅达到利用李守信巩固伪满西南边境的程度,如论者所言“从整体上看,其内蒙工作的方针是消极的”[④]

李守信准照满洲国的县政施政,使用“满洲国”康德年号。这期间在多伦还相继设立了大蒙公司机关、日本医院、满洲国中央银行、邮电局、电话公司、满洲日日新闻社的分支机关等。多伦挂起了太阳旗,成为不受南京政府支配的特殊地区。1935年4月,从满洲国军政部派来大量日本军官、顾问组成顾问部,负责察东特别自治区的军事指导,原设立的关东军多伦特务机关只负责政治工作。又由关东军的退伍兵组成特设装甲汽车队配属李守信部。

察东警备军是一支由关东军指挥的非“满洲国”军序列的部队,多伦则成了关东军“内蒙工作”的据点。

到1935年,关东军在东北的治安基本得到巩固,大规模的抗日武装被扑灭,日方称:“治安工作进步很大,建国初超过30万人的匪贼到目前仅余2万余人,民间散失的兵器已有50万件收回”[⑤]在这种情况下,关东军将主要精力用在对苏工作与“内蒙工作”上。在关东军看来,对苏与“内蒙工作”是密不可分的。当年策动“内蒙工作”的主凶田中隆吉认为:“当时的关东军正专心全力准备对苏作战。从大的视野看满蒙的地形,如果苏军优势的机械化部队从库伦向察哈尔或热河方向南下时,关东军的左翼便暴露出重大危险。如果进入承德或四平,占领秦皇岛或塘沽港,将这一带设为空军基地,那便是决定了胜负的关键。所以关东军在西部内蒙古要求得到有力的作战根据地以确保左翼的安全”[⑥]

1935年1月4日,关东军在大连召开幕僚会议,由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主持,会议决定加强对华北及西部内蒙的工作。其中“内蒙工作”主要有“加强对内蒙古的工作,考虑以德王取代以前的工作对象索王;从接近满洲国的国境附近,逐渐驱逐察哈尔宋哲元军,始终确保在多伦依靠李守信的察哈尔特别行政区”。[⑦] 

也就在此时,与满洲国邻接的察哈尔地区抗日情绪猛烈高涨,相继发生了第一次张北事件(1934年10月)、第一次察东事件(1935年1月,日方称“热西事件”)、第二次张北事件(1935年6月)、第二次察东事件(1935年12月)。

第一次“察东事件”是日寇谋占察东的最初蠢动。此次事件的冲突地点是沽源县东南部与伪满热河丰宁县相毗邻的长梁、乌泥河等十余村庄。丰宁县伪军经常出没于这一带骚扰抢劫,与二十九军驻防部队时有冲突。1935年1月15日,再次发生冲突,四十余名伪军被缴械。关东军就以二十九军侵犯伪满边界为由,大动干戈。军队部署外,驻热河日军、关东军司令部先后发表声明,要驱逐宋军退出满洲国境内。18日,日本驻北平武官高桥向宋哲元提出警告,称“独石口至沽源一带之华军所驻地带系属于热河丰宁县境,要求迅速撤退”[⑧],否则将“采取断然态度”。19日,高桥又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简称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发出通知,称宋哲元不履前约,“如此暴举,关东军不能坐视”,所以近日“决以所要兵团彻底肃清属于满洲国之该地方”[⑨])。长梁、乌泥河等村历来属沽源县,当时的地图均可为证,二十九军侵犯边界之说根本不能成立。十余村落,可谓弹丸之地,而日军却出动数千军队,与此同时,天津日军举行武装示威游行和军事演习,古北口日军也连续几天进行野战演习, 拉开架式。20日,在接到中央和何应钦的指示后,宋哲元立即电令察哈尔省政府民政厅长秦德纯、第二十九军参谋长张维藩与日关东军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之助在张家口谈判。秦表示愿意让步,松井要求察省当局派员到大滩和日军旅团长谷寿夫商谈。21日再度谈判,中日双方均认为系“地方事件”,“当就地解决谈判,预料不致扩大”。谁知从1月22日开始,日伪军对察东东栅子一带、独石口东北方之长城一带、沽源以东南北石柱一带、长梁、乌泥河一线和丰宁县大滩一带进行军事行动,直到29日才停止。这次军事行动,察东东栅子“保卫团团员及居民死伤40余人,全镇成为瓦砾”。独石口“死伤军民20余人,毁民房50余间”[⑩]

2月2日,中方代表察省外交特派员岳开先、战区整委会委员朱式勤和日方代表谷寿夫(日第七师团旅团长)在大滩谈判,双方达成《大滩口约》(日方称为《大滩协定》),规定二十九军撤出长城以东地区,收缴热河“民团”之枪枝弹药如数归还。此事件遂告解决。

“察东事件”虽未使日寇达到占领察东的目的,但《大滩口约》却使二十九军撤出长城线以东,等于将此地区(相当于沽源县的一半以上)割让给满洲国。“察东事件”扩张了李守信在察东的地盘,扫除了“满洲国”边境上的敌对武装。

“张北事件”导致1935年6月27日缔结的《土肥原·秦德纯协定》(简称《秦土协定》,日方称《察哈尔协定》)。按照协定,宋哲元军移驻外长城内,其撤退地区的治安由保安队维持。《秦土协定》使日本关东军达到了“从接近满洲国的国境附近,逐渐驱逐察哈尔宋哲元军”的目的,其“内蒙工作”得以深人实施。二十九军撤走后,相应产生两支保安队,分由张允荣[11]和卓世海(即察哈尔盟盟长卓特巴札普)任队长,张负责汉民居住区治安,卓负责蒙民居住区治安。8月5日,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与张允荣达成一个所谓有关《秦土协定》细节的《张允荣·松井协定》(《张松协定》),决定由蒙政会察哈尔部的蒙古保安队和察哈尔省的中国保安队共同维持察北治安。察省代理主席张自忠以“各县无一蒙古人,进驻蒙古保安队反会惹出纠纷”为由拒绝。   

1935年12月,关东军以中方不履行《秦土协定》为借口,令察东警备军进驻宝昌、沽源。12月9日凌晨,李部没费一枪一弹进占宝昌。同日进攻沽源时遇到了顽强的抵抗,沽源县保安团团长白玉山以守土有责与全团官兵坚守阵地,浴血抵抗,击毙察东警备军参谋长陈宝泉及一批伪军。日本最高顾问永宪次及李守信不得不亲率炮兵增援,并援请满航临时独立飞行中队参战轰炸沽源。沽源县平定堡教会立即用无线电传送了这次轰炸的消息,被国民党中央视为一件大事。当此之际,关东军擅自派独立混成十一旅团由满洲国向多伦开进。11日,国民政府担心关东军南下,同意在华北树立自治政权,并公布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名单。13日,关东军向李守信直接下达了中止作战的命令。这就是“第二次察东事件”。

据沽源县老人讲,白玉山后被李守信军捕获,押往张家口被日军的狼狗撕咬惨死。

1935年12月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宋哲元任委员长。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就《秦土协定》趁机继续向中国方面施压,要求让蒙古保安队进入口北六县(宝昌、沽源、张北、商都、康保、化德)。30日,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多伦特务机关长浅海等与察哈尔省代主席张自忠达成由蒙古保安队进驻察北六县的协议。[12]这样,李守信部即以蒙古保安队名义进驻张北等六县,接着又接受了崇礼、尚义。至此,察哈尔省长城以北全部地区完全处在关东军的控制之下,为后来建立伪蒙政权打下了基础。

关于张北县沦陷的日期,已知有1935年12月29日、30日和1936年1月1日三种说法。1939年(成纪七三四年、昭和十四年)5月,察哈尔盟公署编印的《察哈尔盟各县沿革概况·张北县·沿革》云:“李守信率军进发多伦,转战沽源、宝昌,于民国二十五年一月一日进驻张北,同月二十二日于张北成立了察哈尔盟公署,张北县从此归于察哈尔盟管辖。”   

民国24年底,察哈尔省民众教育馆第二分馆赴张北县用幻灯巡回施教,看见察东警备军骑兵一营在民国25年元旦凌晨开入张北城,营长召集民众讲话,并张贴布告。正值元旦,有商户张灯结彩。布告全文如下:

布 告

为布告事。查王辗转铁蹄之下道之政首在安民,乐土之内无间种族。尔察民僻处极边,军阀是困,敲骨吸髓,恣意暴敛,辗转铁蹄之下,未先王化之泽。乐土在望,未归宜速。本军供奉王命,解尔倒悬,大张挞伐,军阀是仇。尔居民宜各生业,勿得惊扰。其有纠合同志率先响应者受上赏,倡义告密输我以敌情者受次赏,本军则一视同仁,必予保护,共成光复之业,同享承平之福。除恶立功时,正有为祸福取舍。机不可失,掏诚相告,咸使闻之。

                      康德三年一月一日

                      察东警备司令  李守信

从布告看,李守信没以“蒙古保安队”的名义进驻,张北落入察东警备军手里,事实上沦陷,这一天是1936年1月1日。

从察哈尔省民众教育馆第二分馆记述情况(原载《察哈尔教育》,笔者主编《张北县志》时收集,现不知存放何处,故不能原文引用)看,入城的察东警备军骑兵一营并无日军(不排除有日人顾问),入城时也没有“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发生战斗。按当时驻防察北的国民党29军依照“秦土协定'”业已撤离,李守信部以蒙古保安队名义从多伦出发进驻察北各县时“很多政府官吏同中国保安队一起逃离,因而行政权也在此时被自动地接收了”[13],张北县大抵也如此。若有战斗,在张北巡回施教的察哈尔省民众教育馆第二分馆不会不记载。

二、内蒙古自治运动与察哈尔盟公署成立

关于内蒙自治运动的起因,当时的学者有非常深刻的分析:政治起因:中央漠视、王公离心、青年失意、建省问题;经济起因:土地问题、税收问题、外来之刺激。[14]这当中建省问题、土地问题是重中之重。国民政府在蒙地改建行省和移民放垦的政策受到了广大汉族人民的欢迎与支持,沿边各省积极招徕移民,增设县治,放垦土地。但“内蒙人民即深致不满。……由此可知蒙人对设立行省之反感,与此次自治运动之关系也。”[15]

1928年7月,察哈尔部代表赴南京请愿,要求蒙旗联合自治。11月“蒙古代表团”赴京反对改省。最终酿成德王发动的内蒙古高度自治运动。

德王,即德穆楚克栋鲁普,是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扎萨克亲王,通称德王,是成吉思汗30代孙。1924年任锡盟副盟长,1929年被任命为察哈尔省委员。1931年,德王在南京活动时,与外蒙逃亡活佛迪力瓦常相过从,有一次德王问他:“内蒙搞自治可以不可以? ”迪力瓦答说:“外蒙既可以进行独立或自治,内蒙为什么不可以自治。”这几句话对德王有很大的影响,德王后来回顾这一段经历时说:“赴京请愿是想取得蒙古的政权,但均未如愿以偿,于是便想归来搞自治,实现我的政治野心。决定由锡林郭勒盟联合乌、伊两盟发动内蒙自治。”[16]  

1933年7月6日,德王等在百灵庙举行第一次自治会议,会议作出决议两项:

1.要求中央许可内蒙自治,成立内蒙自治政府。

2.择期召开第二次自治会议,由锡、乌、伊三盟名义发出通知,邀请各旗王公及旗外的蒙古人士前来参加。

当时推定由德王主持起草“自治”通电,德王又在“自治”之上加了 “高度” 二字。    

国民政府接到德王等要求高度自治的电呈后,从中央到地方积极应对,在地方提出或实施诸如太原缓靖主任阎锡山请驻在五台山的蒙旗宣化使章嘉葛根活佛迅速入蒙宣慰阻止之类的对策,竭力阻挠制止各旗王公出席在百灵庙召开的第二次“自治会议”。

在中央,1933年10月17日,行政院、蒙藏委员会、参谋本部等联合举行会议,确定“改革蒙政之方案”三条。其中第三条:“中央或地方行政,应尽量容纳蒙古人,并就适宜地点设置中央军事政治分校,培养蒙古民族的各项人材,尽量任用”。设置中央军事政治分校系旧事重提,该中央军事政治分校拟址张北,蒋介石对张北建立中央军校分校计划和经费都已业经批准,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成立,打乱了建校的计划,致使中途停顿。

会议决定特派内政部部长黄绍紘、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赵玉廉为专使,以此三项方案为基本原则,来内蒙宣抚并商洽解决自治问题。

1934年1月,蒙藏委员会委员、蒙政会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吴鹤龄向行政院长汪精卫建议成立统一的蒙古自治委员会,并和晋京请愿代表研究拟具了一个自治方案。汪精卫接受此案,另拟具“蒙古自治八项原则”,送请南昌行营征询蒋介石意见。蒋同意,仅在蒙古之下自治之上,加上“地方”二字。

1934年2月28日,提经中央政治会议讨论通过“蒙古自治办法原则”。3月7日,通过了《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及《蒙古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公署暂行条例》,由国民'政府正式公布施行。

1934年4月23日,在百灵庙举行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蒙政会)正式成立典礼。各委员宣誓就职,委员长云王、副委员长索王和沙王,秘书长德王。

对于内蒙古高度自治运动,蒙古政界人士中的革新派和热察绥等省的汉族人士均表示反对。汪精卫曾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会议上谈到内蒙“自治”问题时指出:是否分离运动呢?是否是傀儡运动呢?同时电令傅作义调查幕后有无外国人控制操纵。但这“大有脱离中国、走向分裂之势”的自治运动最终得到中央批准,蒋介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德王谈原因:“当时蒋介石之所以许可自治,并不是为内蒙人民着想,仍是把我做为他统治内蒙的助手,消极方面达到相安无事的目的,积极方面是实现他‘防共’(即‘防苏’——引者)的企图。”[17]这应该是一个方面。

蒙政会成立后,首先着手解决察哈尔部改盟问题,当时这一问题是蒙政会与察绥两省矛盾的焦点之一。1928年9月,国民政府将察哈尔左翼四旗、四牧群编入察哈尔省,右翼四旗编入绥远省。右翼四旗与绥远省的凉城、集宁、陶林、丰镇、兴和五县同处一地,是典型的“旗县并存”地区,这就形成了同一地区内的旗和县分属于不同省份的特殊行政体制。1934年2月国民政府颁布的《蒙古自治办法原则》八项中就有察哈尔部改盟的决定。

1934年7月和1935年4月,察哈尔部左右翼八旗四牧群总管两次召开会议,作出部改盟决议, 并要求将右翼4旗也划回察境,请求蒙政会和蒙藏委员会批准。时值“张北事件”发生,国民政府失去对察哈尔部的控制,迟迟未能施行。1935年10月,蒙政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以《蒙古自治办法原则》八项中有关察哈尔部改盟的规定为依据,决定将察哈尔部改为盟,成立盟公署,任命卓特巴扎普为盟长。当时,尼冠洲(察哈尔部明安牧群总管、国民党中央委员)同吴鹤龄一起以未经国民政府批准为由反对新设察哈尔盟公署[18]

1936年1月22日,察哈尔盟公署成立暨盟长就职典礼在张北县城举行。蒙古方面参加会议的除德王、李守信、卓特巴扎普、迪鲁瓦(外蒙古流亡活佛,又称迪鲁瓦呼图克图)、包悦卿(蒙政会驻北平办事处处长)外,还有国民党系的蒙古人吴鹤龄、尼冠洲、白云梯(蒙藏委员会委员、蒙政会委员)等; 关东军方面派参谋田中隆吉、张北特务机关长田中玖以及盟公署、旗县公署日系顾问等参加。典礼上,田中玖以关东军代表身份讲话。当天下午,尼冠洲被人枪杀,吴鹤龄受到德王的庇护免遭暗杀[19]。察哈尔盟的管辖区域:汉人居住区多伦、宝源、康保、德化、商都、尚义、张北、崇礼8县;蒙人居住区正蓝旗、正白旗、镶白旗、镶黄旗、明安牧群、商都牧群、左翼牧群、右翼牧群。有人口汉族40万至50万,蒙古族约3万人。

三、察哈尔盟公署性质与蒙古军总司令部、蒙古军政府

关于察哈尔盟公署性质,有学者认为:“察哈尔盟公署表面上是中国的盟级行政机构,实则是由日本侵略者掌权的地方傀儡政权。”[20]也有人以为“察哈尔盟公署没有明确其政权性质”,但在德王联日独立建立自己的蒙古政权组织活动中,“其这种活动共分三个步骤,即先后建立了察哈尔盟公署、蒙古军总司令部和蒙古军政府。察哈尔盟的建立是德王走向独立的第一步。”[21]鉴于政权性质不明朗,许多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著文时避而不谈,如原内蒙古大学著名学者黄时鉴先生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政策”和内蒙古反动封建上层的“自治”“独立”运动》[22]

前已述,蒙政会以国民政府颁布的《蒙古自治办法原则》八项中有关察哈尔部改盟的规定作为依据,将察哈尔部改为盟,成立盟公署,任命卓特巴扎普为盟长。卓特巴扎普当盟长也是国民政府内定的。蒙政会决议期间,关东军卵翼下的察东警备军还没占领察东,当时德王虽有投靠日本的倾向,但缺乏日本操纵蒙政会的事实。

我们应该注意察哈尔盟公署正式成立时的形势:

察东警备军以蒙古保安队名义进驻口北六县后,“当初没有竟然要接收中国行政权这种意图,但由于很多政府官吏同中国保安队一起逃离,因而行政权也在此时被自动地接收了。为设察哈尔盟公署,在多伦指定了曾为新旧日系顾问的接收要员,并将他们派到新占领地区。”[23]自然,这些被接受的政权要施行察东特别自治区的政令而不会继续国民政府行政。

1936年1月,多伦特务机关降格为连络所,张北新设了特务机关。同月,关东军司令部相继将日系指导官经由北平、张家口派往张北,任命各县县长和旗总管,均派日系顾问,掌握实权。张北设察哈尔盟保安队,配置日本指导官。“当时,总数20余人的日系顾问加紧筹建察哈尔盟公署。”[24]

察哈尔盟公署成立仪式中,除德王、卓特巴札普讲话之外,还有田中玖以关东军代表身份讲话,这是日本人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第一次公开露面致辞。[25],国民政府方面虽有吴鹤龄、尼冠洲、白云梯出席,但不是来庆贺的。据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吴鹤龄前来时蒋介石召见他,说:“你要去蒙地走一趟是可以的,但务要随机应变,能够设法制止日本西进更好,如不能制止时,能够设法使其缓向西进就行。只要你能做到这一点,就算完成了你此行的使命,也算你的一项功劳。”于是吴鹤龄便与新当选的国民党中委尼玛尼特索尔(尼冠洲)衔着蒋介石赋予的使命,离京北上。到达北平时,尼冠洲还以新当选国民党中委资格,对来访记者发表谈话,表示此次来蒙,是为了宣抚蒙旗归向中央。尼冠洲没有提及察哈尔盟成立一事,蒋介石也没说,很可能此事没有上报中央,察哈尔盟成立是背地搞的。

尼冠洲来到张北后,新任命的察哈尔盟盟长卓特巴礼普委以察盟公署总务厅长之职。尼冠洲推托不就,反劝说卓特巴札普勿受日本人愚弄,要有自己的主张,特别是在参加察盟会议上,提出很多为日本方面所不愿接受的问题。察哈尔盟公署成立当天,尼乘汽车返回张家口,路经张北城南10多里处的猴儿山时被冒充29军的人枪杀。白震(原国民党张北县县长)在《日伪炮制察哈尔盟公署的前前后后》中写道:“在文革初,我和已被特释的德王在内蒙古文史馆见面时,曾说过此事。当时德王正患肝炎,有气无力地回答:“是这样,是日本人搞的。”公然枪杀一个国民党中央委员,足见当时张北县日本人的嚣张气焰。

《蒙古自治办法原则》八项的第三项中规定:“察哈尔部改称为盟,以昭一律,其系统组织照旧”。若依此,察哈尔盟管辖范围应是察哈尔左翼四旗、右翼四旗和4个牧群,即12旗群。但事实上,察哈尔盟管辖区域没有右翼四旗(1928年划归绥远省,为傅作义部控制区),却涵括了多伦、宝源(宝昌和沽源合并)、崇礼、张北、商都、康保、尚义、化德8个汉人为主体的县。这是不是日本人的意图,现在还没有资料证实,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国民政府是不会同意这样搞的。

凡此种种,让我们感到察哈尔盟公署在其成立之时,已“是由日本侵略者掌权的地方傀儡政权”这个说法不为过。而德王与日本关东军双方关系的不断发展也让我们对此不疑。

1935年7月初,关东军方面向德王赠送了一架“天马”号飞机。有学者认为,“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对日本关东军一直存有戒心的德王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开始接近关东军”[26]

1935年11月末,关东军邀请德王访问“满洲国”。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与德王进行具体商谈,“决定帮助西部蒙旗先搞一个‘独立局面’,继而建立‘蒙古国’,并送给五十万元和五千支枪,作为扩编军队之用。”[27]这是德王与日本关东军首次正式接触。归途经多伦,按照关东军的安排与李守信见面,实现了关东军所提出的德王与李守信联合起来的计划。

根据和关东军首脑达成的协议,德王从满洲国返回后便着手“独立局面”,不久,察哈尔盟公署成立。20天后,旨在统一指挥各盟旗的蒙古军总司令部在西苏尼特旗成立。典礼上,德王在成吉思汗像前宣誓:“继承成吉思汗的伟大精神,收复蒙古固有疆土,完成民族复兴大业”[28],并就任蒙古军总司令。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乘飞机前来参加典礼,并宣读祝词。蒙古军总司令部改元易帜,以成吉思汗纪年为年号(当年为成吉思汗即大汗位的第731年),使用新制的蓝地右上角红、黄、白三色竖条旗为新政权旗。并按“蒙古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下设副司令一人,由李守信担任,总司令部下分设军务部、政务部、秘书处。政务部设内务、财政、文教三处,军务部设三科:第一科管军政、军令、军法,第二科管军械、军需,第三科管参谋、作战事宜。秘书处设机要秘书、秘书,及人文、人事、会计、经理四科。由日本人组成的顾问部担任内部指导,顾问部设主任,下分军事顾问、财政顾问、文教顾问,加上翻译、书记等顾问部有20多人。

1936年4月24日(蒙政会成立两周年纪念日),德王召集各地的盟旗代表在西乌珠穆沁举行第一届蒙古大会。与会代表一致通过了关于建立“蒙古国”和先在嘉卜寺(化德)成立蒙古军政府,以资整军经武,收复蒙古固有疆土案,以及“关于实行征兵,扩编军队,组织蒙古军”等数个议案,通过的《蒙古军政府组织大纲》中规定:“蒙古为筹备建国,设立蒙古军政府,至蒙古国成立时,改组为蒙古国政府”(第一条)[29],会议决定以蒙古军政府作为蒙古的中央政府,将来把察哈尔、绥远、阿拉善、额济纳、青海蒙古均置于该政府统治之下。[30]大会最后选云王为蒙古军政府主席,索王、沙王为副主席,德王为总裁。

1936年5月12日,蒙古军政府成立典礼和升旗仪式在化德举行。典礼上,由德王说明依据第一次蒙古大会的决议正式成立蒙古军政府和改元易帜的意义。关东军副参谋长今村均致贺辞,“满洲国”政府的代表玉春宣读了溥仪的贺电。根据《蒙古军政府组织大纲》规定,由云王和索王、沙王(三人均未参加此次典礼)以蒙古军政府主席、副主席名义,任命德王为军政府总裁,掌握军政实权。总裁下设办公厅、参议部、参谋部和军事、财政、内务、交通、实业、教育、司法、外交等八个署,另设日本顾问部,由关东军化德特务机关长田中玖指挥军政府中的日系顾问,并负责对蒙古军政府的指导。将化德县改为德化市(蒙古语为额尔德木索岳勒图浩特),任命李守信为市长,并从察哈尔盟划出,成为蒙古军政府直辖市。

1936年6月,德王率团到“满洲国”访问,与“满洲国”政府签定了以“共同防共,军事同盟,互派代表,经济提携”’为内容的《满蒙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满洲国”中央银行在德化设立办事处,发行“满洲国”货币。此外,蒙古军政府管辖区内的邮政、电信、交通及航空运输等方面的业务,分别由“满洲国”相应的部、局和公司负责管理和经营。嗣后,又与“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缔结了以“政治上共同防共,经济上互相支援”`为内容的《蒙冀协定》。

蒙古军政府成立后,德王亲自主持招兵买马,整编军队。建制两个军,总兵力11000余人。西苏尼特旗德王府东营盘成立了蒙古军官学校,德王兼校长。

就在德王紧锣密鼓搞独立活动时,国民政府于1936年2月22日在归绥成立绥境蒙政会。7月21日,明令撤消原蒙政会。7月27日,国民政府成立察境蒙政会,仍命德王为委员长;同时废止了 1934年公布的《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至此,百灵庙蒙政会终告瓦解。

 

结束语

  

内蒙自治运动从酝酿到蒙政会成立,看不到有日本操纵的确凿事实。与察哈尔盟公署那种没有明确其政权性质的做法不同,蒙古军总司令部改元易帜,以示脱离中央,标志德王等开始由自治走上分裂独立之路。《蒙古军政府组织大纲》和蒙古军政府外交、军事的实施,表明蒙古军政府已从分裂独立升级到建国。这一过程,是依靠日本的力量达到的。内蒙古民族运动中以德王为代表的这部分势力,走上了与日本的殖民统治相结合的歧途。

内蒙古自治运动兴起之际,国民党政府及绥远省、察哈尔省当局以及新闻界的一些人极力宣称运动背后有日本人策动,日本要帮助蒙古人建立“蒙古大源(元)共和国”等等,直到今天,有些学者仍持这样的观点。[31]从现有史料看,只有关东军承德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大佐曾起草过《关于蒙古国建设的意见》(1933年10月),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中佐曾口头许诺帮助建立“蒙古自治联盟国”。而日本政府、军部和关东军以及后来的驻蒙军,从来没有制定过帮助蒙古人建立“独立国家”的计划。由于松室孝良的计划不符合关东军对内蒙古的方针、政策,计划并没有被采纳,并将他调离承德特务机关,不让他继续负责关东军的“内蒙工作”。田中隆吉的口头许诺不过是诱饵。

从蒙古军政府到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再到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一心建立“蒙古国”的德王一节一节的泄气了,最后竞要投入蒋介石的怀抱。

德王憧憬“蒙古国”,一切活动以复兴蒙古民族为中心,是蒙古民族主义者。抗战期间,中共提出“要求德王回头抗日”的口号,认为德王对于大汉族主义有较强的民族意识,与殷汝耕和溥仪不同,要耐心地对其说服劝告,不要轻易以“蒙奸”名义捉杀他们[32]。抗战结束后,蒋介石政府也没有对蒙疆政权的主要人物进行汉奸审判,对德王只是让其暂时引退。

                                                          (责任编辑:柴立波)


①李守信,蒙古族,内蒙古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人。1930年在东北军崔兴武骑兵十七旅担任三十四团团长时,进剿并亲手用步枪射杀嘎达梅林。1933214,拜访日本通辽机关长田中久少佐,转达旅长崔兴武投降之意。崔兴武下野后李守信就任旅长。4月上旬,日本赤峰机关长田中久少佐任命李守信为兴安游击师司令,部队由汉族的二支队(6300)和蒙古人的一支队(1700)编成。汉人部队作为谋略部队奉命进入察哈尔省多伦,蒙古人部队停留在林西。

[]察东,系指察哈尔省长城以北的六个县:多伦、沽源、康保、宝昌、张北,商都,又称口北六县。察东东邻伪满热河,西接绥远,是日寇西侵的首经之地,又是绥远的东大门。察东又为蒙汉杂居区,畜牧业、农业兼而有之,经济条件蒙区属优越者。这里还曾是内地与塞北,乃至外蒙通商的枢纽,商业和交通较为发展。

[]【日】《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

[]【日]森久男《关东军的内蒙工作和蒙疆政权的形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

[]〈满洲事变勃发满四年满洲国概现〉19359月。

[]【日田中隆吉《被审判的历史》。

[]【日江口圭一《内蒙古工作和内蒙古自治运动》(《内蒙古近代史译丛(1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察东形势一度紧张》(《申报月刊》第4卷第2号。

[] 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中日外交史料丛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65

[]韩信夫、姜克夫《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三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11]张允荣,河北滦县人。冯玉祥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时任书记长,后擢升副官长,此后一直身处要职,为冯玉祥得力干将。19335月,冯玉祥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为同盟军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同盟军总政治部部长、察哈尔省财政厅厅长。同盟军解散,所部被宋哲元改编为一个团,从此转入29军系统。曾任张北警备司令、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河北保安处处长,其间作为中方代表与日军进行过多次谈判。19378月,冀察政务委员会解体,与齐燮元等人组织冀察地方参议会。1936年授陆军中将。七七事变后,以亲日被斥为汉奸。

[12] 《日本与蒙古一百年》。。

[13] 【日】]森久男《关东军的内蒙工作和蒙疆政权的形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

[14]ƒ黄奋生《内蒙盟旗自治运动纪实》,中华书局,1934年。

[16]《德穆楚克栋鲁普自述》,政协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4年。

[17] 卢明辉《德王“蒙古自治”运动始末》。

[18] 岭斯瓦齐尔《尼冠洲之死》,载《内蒙古文史资料》第6辑,1938年。

[19]《李守信自述》,载《内蒙古文史资料》第20辑,1985年。

[20]刘延萍《日本帝国主义对锡林郭勒盟的殖民统治》,内蒙古人学2010年度研究生毕业论文。

[21]祁建民《从蒙古军政府到蒙古自治邦——“蒙疆政权”的形成与消亡》(《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8卷,第5期,20099月。

[22]《内蒙古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第1期,1963

[23]【日】]森久男《关东军的内蒙工作和蒙疆政权的形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

[25]扎奇斯钦《我所知道的德王和当时的内蒙古》。

[26]金海《日本在内蒙古确立殖民统治及其对蒙古民族运动的政策》(《蒙古史研究》第七辑)

[27]《德穆楚克栋普普自述》,政协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编印,1984年。

[28] 《德穆楚克栋普普自述》,政协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编印,1984年。

[29]《满蒙政况关系杂纂·内蒙古关系》第三卷。

[30]《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

[31]臧运枯《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32]参见《中共中央关于绥蒙工作的决定》(19381122日)、《中共中央关于蒙古工作的指示信》(1937710日)、《中共中央关于绥远敌占区工作的决定》(19404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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