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泽民  苏晓娜

摘要:本文从三个层面考察清代汉族商民在归绥察哈尔地区贸易中的文化交流与融合。首先，是清代汉族商民在归绥察哈尔地区贸易活动中的历史条件。由于塞外蒙地民族复杂，贸易活动关系到满清王朝与北方民族间的政治关系，因此，清政府对于汉族商民在塞外蒙地从事贸易活动非常重视。为了保障市场正常运行，清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组织贸易往来，对货源供应、商品运输、经营管理都采取了措施，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区域的边疆贸易特征。其次，是清代汉族商民在塞外蒙地商业沟通中的文化交流。汉族商民十分注重商品丰富的文化内涵，他们将商品的实用价值和文化价值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其发挥的积极作用是其他商人无法取代的。其三，是清代汉族商民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的商品，都会在塞外蒙地文化生活方面产生重大影响，对人们的理念和情感产生重要的作用。自然产品，人工产品，不仅仅是丰富和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更重要的是向人们传递着不同文明的文化信息，推动蒙地社会文化的变迁。

关键词:清代  晋商贸易  塞外蒙地  文化交流

关于清代汉族商民在塞外蒙地从事贸易活动，既有的研究成果相当丰硕。其中，上世纪八十年代，卢明辉主编的《清代北部边疆民族经济发展史》中，有部分内容论述了汉族商民在蒙古高原上的贸易活动，促进了塞外边疆地区商业城镇和集市贸易的发展。[1]不久，卢明辉、刘衍坤著的《旅蒙商》中，对清代汉族商民在塞外蒙地的贸易活动进行了专门性的研究。[2]陈东升的《清代旅蒙商初探》[3]、钱占元的《旅蒙商的兴衰》[4]、邢野、王新民主编的《旅蒙商通览》[5]及顾育豹的《走西口的旅蒙晋商》[6]，从不同程度探析了汉族商民的兴起、发展和衰落过程。李学诚的《旅蒙商与内蒙古西部地区经济文化变迁》，[7]王秀艳的《旅蒙商与呼伦贝尔地区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变迁》，[8]鲍海燕的《旅蒙商对呼和浩特的影响》，[9]研究了晋商在塞外蒙地建立的商号对蒙古地区商业城镇的影响。

先前，笔者曾介绍清代以来杀虎口税关与汉族商民茶叶贸易相关问题，[10]另又以杀虎口为中心，探讨过明清边关贸易活动相关问题，论及杀虎口与北方民族关系、民族文化与民族经济之间的联系。[11]在前人搜集的资料以及诸多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除继续探讨清代晋商在塞外蒙地贸易活动外，对以往较少被关注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加以考察，希望能对清代晋商塞外蒙地贸易研究增添另一面向

    一

清代前期，塞外蒙地政治还不是很稳定，这里的民族结构很复杂，生产方式多样，文化与风俗习惯差异较大，因此，清政府在这里实现军政合一管理体制。在军事上，除八旗驻防官兵，还有绿营兵。

“谕兵部：大同右卫驻剳大兵，有事则大同总兵官偕行，其镇标及杀虎口协镇步兵，俱当充为骑兵，尔部其议之。寻议：大同镇标步兵一千四百四十四名，杀虎口协镇步兵八百名，俱请改为骑兵。需马二千二百四十四匹，应动支本省朋扣银两，令本镇买给。从之。”[12] “壬午。兵部题建威将军希福，请将大同绿旗兵三千，令总兵官率之与臣等同行。又镶蓝蒙古旗分察哈尔兵近杀虎口居住，其八旗察哈尔俱接壤而居，丁壮整齐，秋高马肥。请将伊等前锋护军、骁骑酌量派发，附各旗，遣至臣等军前。[13]

“大学士等议覆，绥远城将军补熙奏称：绥远城驻防之家，选列等复仇兵丁生齿渐多，粮饷不敷养赡，日久生计愈艰，宜及时酌办等语。查此项兵丁原系八旗家奴，恩赏给伊主身价赎出，作为另户，移驻绥远城。现在内有领催、前锋、马甲、匠役等共二千四百名，年来户口日繁，其十岁以上渐次成丁者，已有六千四百余名口，自应早筹生计。从前，乾隆六年该将军条奏：杀虎口内外一带地方添设靖远营一案。兵部议准由大同镇、杀虎协二处所辖，抽出马步兵共五百名拨往，并设都司、千总各一员，把总四员，于乾隆十年移驻。伏念绥远城与靖远营甚近，此五百名兵缺，即于绥远城驻防派往马兵一百七十名，以领催前锋顶补。步兵三百三十名以兵丁顶补。千总于骁骑校内，把总于领催前锋内拣补。其现在靖远营兵丁，抽拨未久令回原处。此外尚余兵一千九百名。查直隶、山西二省现在兵额甚多，应即分派该二省顶补绿旗兵缺。”[14]

为了便于蒙汉人民和谐共处，保证民族经济良好发展，清政府在塞外蒙地完善了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实行多元管理体制，推行盟旗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因地制宜的民族管理政策对保证塞外蒙地的稳固与安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伴随着清政府对塞外蒙地开发力度的加强，与内地中原的经济往来更加频繁，除汉民族间的经济交流外，与周边少数民族的经济贸易更加多样。清前期归绥地区的民族贸易十分兴盛，内地的丝绸、布匹、茶叶和铁制农具源源不断地运往归绥地区，归绥地区丰富的农畜产品、药材等也不断输入内地，这对于密切民族的关系、缩小与内地的差距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清政府对于这种民族经济贸易十分重视，为了保证这种经济贸易市场格局正常运行，清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对货源供应、商品运输、经营管理等环节都采取了措施。

清政府对于汉民族在塞外蒙地的贸易活动，通过颁布“部票”制度予以管理。“部票”是由理藩院颁给商人出口[15]经商所需的执照。[16]据《理藩院则例》载：“该衙门给发部票时，将该商姓名及货物数目、所往地方、起程日期，另缮清单，粘贴票尾，钤印发给。”[17]由此不难看出，部票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是部票本身，另一个是记有商人姓名、货物数目、起程日期的清单，清单粘贴在部票尾部。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申领部票的档案中，往往也附有一张粘单。在粘单上，除了登记上述《理藩院则例》规定的条目外，还记有商人的长相、籍贯、随身携带的行李、防身武器等项目。[18]

清代汉民族在塞外蒙地贸易须持有政府发给的票照才得以从事商业活动，至乾隆朝票照政策逐步完善。清政府对商业票照的发放有严格的规定，以便加强对内蒙地区的统治。清政府对商业票照的申请内容也有详细的规定，申请的票照首先注明该商队商人姓名、年龄、籍贯、相貌特征及货物数目、所往地方等。以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一票照为例，商民石太运等人前往归化城贸易，票照中对商队人员的年龄、相貌特征、籍贯和所带货物都作了详细的说明。相关机构查验时，实际情况必须与票照内容相符，否则不仅不得前往贸易还会对该商队进行重处。“如果并无部票私行贸易的，枷号两个月，期满笞四十，逐回原省，将货物一半入官。”在执行过程中对官吏的要求也非常严格，商人票照须严格审查，如商人出入没有票照，或者虽有票照但人数与票照人数不符，若有一二名民人偷渡的，该管官按失察罪，降一级留任；若偷渡三四名的，降一级调用；偷渡五名以上，降二级调用；十名以上，降三级调用。如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一张盖有定边左副将军印章的票照里写道，前往归化城贸易的商民：

“石太运，20岁，身中面紫微髯，清源县人，雇工人4名。高有仁，34岁，身中面紫微髯，汾阳县人；任功义，27岁，身中面光无髯，祁县人；麻宜鹿，30岁，身中面紫微髯，四子部落人；圪什图，26岁，身中面紫无髯，达尔罕贝勒人。随带老山羊皮8 驮，蘑菇2 驮，驼40 只，骑马 1 匹 ，帐房口粮家具。商民任登元，年28岁，身中面紫无髯，大同县人，雇工人6名。余富国，年31岁，身高面紫微髯，右玉县人；张成兴，年21岁，身中面紫无髯，代州人；任兴，年28岁，身中面紫无髯，右玉县人……”[19]

对于汉族商民在塞外蒙地贸易，清政府实行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起初规定汉族商民赴蒙贸易要向主管蒙古事务的理藩院，或向设在归化、察哈尔、多伦诺尔、库伦等地的将军、都统、参赞领取“票照”，上写商人的姓名、经营商品名称、数量、经商地点、起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一年）；还规定不准携带家眷、娶妻立户、苫盖房屋、开设店铺，严禁输入铁锅、小铁器等金属物品（以防制造兵器），严禁放贷白银等。并指定只在长城沿边的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杀虎口和归化城和西宁等地进行贸易。此外，汉族商民还要课征多种税赋，包括支搭帐幕的地皮税。放牧的草地税、商品交易税、出入关卡税等，除棺材不征税，任何商品都要征税。清廷的禁令，造成蒙古地方商品的匮乏，蒙古王公贵族、牧民要求开禁的呼声越来越高。部分王公贵族借进京朝觐的机会，向清政府呈请增加商贾入蒙贸易。于是，清政府只好向晋商赐予“票照”，有了对蒙古地区的商贸特权。从此之后，一批批汉族商民携带各种货物，来到草原淘金。

清政府驻守蒙古各地的封疆大吏与大小官员，以及蒙古封建王公贵族、寺庙的上层喇嘛，都和汉族商民有着瓜葛且相互利用。汉族商民送给他们许多好处，他们便暗中保护汉族商民。清政府所谓的贸易禁令虽然延续到道光年间，结果却是“禁者自禁，来者自来”，禁令在岁月中不断松驰。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随着清政府对蒙古地区封禁政策的松弛，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杀虎口、等长城沿边的几个主要通道口，成为汉族商民出入蒙地经商的重要孔道。汉族商民的足迹遍布漠南、漠北和西北蒙古高原，他们带着内地生产的粮食、烟茶、布匹、器皿和生产工具，“以车载杂货，周游蒙境”，换取蒙地的牲畜、皮毛等畜产品以及珍贵的野兽裘皮、金沙、玉石、鹿茸、麝香和羚羊角等，再将这些收购品运回内地出售。

随着汉族商民团队不断发展壮大，在漠南归化、察哈尔、多伦诺尔、包头以及赤峰、经棚、小库伦等地，逐渐形成商贾云集的商业城镇，在外蒙古的大库伦、科布多、乌里雅苏台、恰克图、伊尔库次克等也成为汉族商民汇聚的商业城镇。以这些商业中心城镇为枢纽，形成了沟通大漠南北的商路。乾隆十一年，鉴于口内连年歉收，内地破产农民、手工匠人、商贩不断“走西口”（出杀虎口外），涌向塞外逃荒谋生，要求出边迁居者日益增多。清廷为了减轻内地饥荒的压力和有利于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对自发流入蒙地的移民，采取了默许和鼓励的态度，实行所谓“借地养民”的政策，不再严加限制。对汉族商民出塞管理，也随之逐渐松驰。嘉庆初年，大盛魁有了很大的发展。经营范围更加扩展，清朝政府把外蒙的税收也包给大盛魁。嘉庆八年（1803年），清政府诏令派驻外蒙的将军、参赞、办事大臣和帮办大臣等官员，会同外蒙各王公，严格检查汉族商民的经商票照，并严令每年彻底检查一次。大盛魁由于和清廷派驻外蒙的军政大员、军队和王公贵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它不仅没有被驱逐出境，没有受到丝毫损失，而且得到了一个大发展的机会。

二

汉族商民在塞外蒙地贸易的发展，带来其他商业的繁荣。当时，归化、察哈尔、包头等地的茶庄、绸布庄、银楼、钱庄、皮毛行、货栈以及饭馆、戏院等，都相继建立和发展起来，归化城仅回民从事的各行业达数百户。靠近蒙地的张家口，是汉族商民的重要基地，那里对蒙地贸易的商号，包括支持旅蒙晋商的茶庄、烟店、绸布庄、钱庄等，在康熙年间只有十几家，到雍正年间增至90多家，乾隆末年增为190多家，嘉庆末年，增至230多家，咸丰末年，增至300多家，光绪末年，增至530多家，到民国14～18年旅蒙晋商的全盛时期，仅大一些的商号就达1 000多家。再如晋商“汇通天下”的票号生意，几至“富可敌国”的程度。旅蒙晋商在边疆贸易中发展壮大，商品流通量不断增长的结果，必然是商品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市场扩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兴城镇的大批出现；二是从事对蒙贸易的内地市场增多。新兴城镇的兴起，多数是因为农牧产品商品化的蒙垦设治的结果。内蒙东部区有海拉尔、开鲁、赤峰、林西，以及陆续划归东三省的彰武、昌图、梨树、洮南、泰赉、阜新等40余座城镇；中西部有察哈尔、陶林、兴和、武川、和林、清水河、托克托、萨拉齐、包头、五原、定远营（今巴音浩特）等10余座城镇。一些建城较早的商业城镇张家口、归化城、察哈尔、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商品流量更是大为增加。

赤峰，输出之货以小米、高粱、小麦、荞麦、杂豆、马骡、牛羊，以及皮革、毛绒、烟麻、土碱等类为大宗。输入之货以粗细布匹、茧绸、棉花、芦席、蓝靛及茶糖、药料、海味、火油、褡裢、洋线、胰皂、纸烟等为大宗。由营口、天津、北京运来的内地杂货，经此转售于乌丹、林西、经棚等县。并将上述地方所收购的蒙古土特产品运往京津、营口等地。该城“四面交通，街道宽敞，一衢七里，商店林立，俨然为天然商埠”。

包头，原是绥远西部的一个小镇，同治末年修筑内城。以后逐渐发展成为内蒙古西部地区水陆交通枢纽、东西物产的集散中心，以及河套、甘肃、宁夏、外蒙古皮毛的囤集之地。后套的牲畜、甘草及各种药材，临河、五原的粮食等，都经过这里转销内地，变成西北地区的重要商埠之一。外国资本和内地买办商人相继进入后，它的商业地位更趋重要。商人从这里采办各种日用百货，车载驼运到蒙古各地，换回羊毛、绒毛、驼毛及牲畜。民国8年以前，运销杂货的总值每年可达白银30万两以上。“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是旅蒙晋商贸易成就包头的一句佳话。复盛公是山西祁县乔姓之家的商号。乾隆初年，两个穷汉到内蒙古萨拉齐厅老营村谋生，先当伙计，后开小铺，移居包头之后，随盈利而买卖越做越大，先挂出广励公、复盛公的牌子，后派生出复盛西、复盛全、复盛油房、复盛菜园……等许多商号，由于均带一“复”字，故统称之“复”字号。经营项目除日杂百货外，又设有洗染铺、旅馆、当铺、钱庄、票号等等，还发行纸币。在包头首屈一指，在京包线上的大大小小城市，以及全国的重要城市如北京、南京、上海、西安、武汉、广州以及东北各大城市，均有它的分号店铺。全部资产折白银达1 000万两左右，清代中后期，其票号生意迅速发展，成为国内资金雄厚的金融商。在新兴城镇出现的同时，原有的商业城镇得到迅速扩大。其中，张家口依然是蒙古地区最大的商业城镇。其商品专赖货帮运销，东面转运至多伦诺尔，西面可运到归化城，北部远达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一带。汇集而来的蒙古畜牧等产品，则由此转运至京津等地，以至海外。

归化城，是清廷设置的对蒙贸易中心之一，是全国各地商人同蒙古和西北地区进行贸易的一个重要贸易集散地，也是蒙古地区屈指可数的商业重镇。这里商务发达，商品繁多，商人每年都由此贩运砖茶、绸布、棉花、米面等物，分赴各蒙旗交易，换回驼马、牛羊、皮革、绒毛等畜产品。“从前盛时，每年由归输入羊七八十万只、马3万余匹，驼、牛均以万数。尚有皮革、绒毛值五六百万两。而由新（疆）伊（犁）一带，运回货物，亦至一二百万两之谱”。洋商在此设庄采买皮张、毛类者，共有10余家。归化城也是沟通蒙古和西北地区同内地进行商业交往的重要渠道。从内地运来京广杂货、布匹、绸缎等，经此转销于甘肃、新疆及外蒙古地区。尔后将各地的土特产品，诸如皮毛、牲畜、葡萄干、药材等运回，销往北京、天津等地。随着旅蒙商号的增多，贸易范围的扩大，归化城发展成为著名的商业城市。如归化城“居民稠密，行户众多，一切外来货物先汇集该城囤积，然后陆续分拨各处售卖”。正如清王循诗《归化城》云：“穹庐易绝单于城，牧地犹称土默川。小部梨园同上国，千家闹市入丰年。”归化城俨然是塞外沿边商贸云集，百货流通，民族贸易兴旺发达的城市。当时山西人已占70％，大都以商业、手工业为生。他们行商的走向大多在西北部，向北可经库伦到恰克图及俄属各地；向西可到包头、宁夏、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等地。大多以驼队运货，运去绸布、茶烟、食糖等日用品，运回绒毛、皮货、牲畜等，还有新疆的特产白银、金砂、鹿茸、葡萄干等，大都在丰镇、包头、归化等地销售。乾隆朝以后，归化城商业发展较快，位居塞外诸城榜首。声名显赫的大商号大盛魁、元盛德、天义德、义和敦等年贸易额分别达500～1 000万两白银；另外，一善堂、三合永、庆中长、天裕德、大庆昌、永德魁、元升永等商号的年贸易额也达10～25万两白银。在归化城还有12家专营运输拉脚的驼行，每年可出租骆驼7 000～7 500峰。驼队外运的主要货物是布匹、茶叶、杂货，换回驼、马、牛、羊和皮毛制品。马匹运往内地南方各省，羊群运往北京、河南、山西。各省在归化城设有收购站，北京的几家收购站每年从归化城收购50万只羊，归化城本地购买和消费的羊达20万只，牛4万头[20]。归化城分别设4处税卡，其“南栅系杀虎口孔道；北栅通山后部落喀尔喀札萨克等处；东栅通察哈尔蒙古八旗；西栅通乌拉特、鄂尔多斯地方”[21]。来自草原的蒙古商队，通过各处税卡栅栏进入归化城与汉商贸易，而内地商民持布币往者，数以万计。可以看出，当时的商业贸易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多伦诺尔，咸同年间，全城人口达20余万，商号4 000余家，手工作坊工人有2万余人。远至云贵的药商和上海、香港的马贩，都要到这里进行交易，是国内最大的牲畜和马市之一。每年六月中旬的庙会，吸引诸多的西藏喇嘛和内地商人，远近蒙汉各族人民也云集此处。在这里集散的农畜等产品，有的运销张家口，有部分皮张、毛类运往天津等地，而牛皮多运销东三省。经棚、赤峰、乌丹、围场等附近旗县的农产品及加工成品也由此转运到张家口售卖。粮食也占贸易大宗，输出之货以莜麦、小麦、杂豆、菜籽、麻籽、米面等居多。输入之货以棉布、烟酒、干果、铁器、蓝靛，以及茶糖、药材、瓷器、海味、胰皂等为大宗。洋商也在此设庄，采购皮张、毛绒，计有10余家。成交额也很大，素有“斗金斗银”之说。东清铁路、京绥铁路修通后，多伦诺尔的商业地位受到严重影响，贸易额下降，商号减少到千余家。这些商家大都崛起于明清以来九边重镇的军需贸易上，发达于蒙汉贸易的巨额盈利中，终成国内首屈一指的金融票号商，形成与徽商齐名的区域性商业集团，除支配着整个黄河流城外，还远及东北、西北，甚至远及欧洲，经济实力十分雄厚。在蒙古商业城镇发展的同时，同蒙古地区接壤的东北、华北等沿边地区的一些商业城市，对蒙贸易也日趋活跃。如北京地产货及绸缎、布匹等，经由古北口贩运到赤峰等地，换回蒙古的牲畜、皮毛、药材等土特产品，就地销售。

察哈尔，清代以来汉族商民迁徙到察哈尔地区，在察哈尔地区定居、生活。这些汉族商民与察哈尔地区人民互相交流，取长补短，与察哈尔民族生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形成了新时期具有汉族特征的察哈尔文化。随着察哈尔人民与汉族商民交流不多增多，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汉族人民的影响。例如，在日常生活中，察哈尔人民开始使用汉族生产工具进行农业生产，开始依照汉族房屋特征对察哈尔房屋进行调整。与此同时，察哈尔地区民歌也发生明显转变，形成不同内容的民歌体系，节奏和内容都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随着汉族商民与察哈尔人民交往不断加深，“察哈尔人民开始对汉语进行深入研究，开始将汉语融入到察哈尔人民日常交流中，形成了以蒙古语和汉语为主体的语言交流体系，这种文化体系为当前蒙汉两族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本质上丰富了察哈尔人民的语言内容和精神文化。”[22]

边疆贸易的活跃，商品流通量的日益增加与市场的扩大，加强了蒙古地区同内地的经济联系，也反映出汉族商民贸易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代之以蒙汉民族进行和平贸易的新局面。乾隆中期已逐渐发展形成了遍及大漠南北的各路旅蒙商帮，把商贸活动由沿边集镇扩展到了广阔的草原牧区。商路纵横，商旅如流，牛车驼队往来不断，每年有百万头牲畜，几十万张各类皮张，数十万斤绒毛和大批药材、蘑菇等土特产品，通过旅蒙晋商人运销到山西、河北、东北、河南、山东和京津等地。同时，江浙的丝绸、河北的土布、湖北的砖茶、山西的生烟、以及京津等地的糖酒和火柴等日用商品，又通过旅蒙晋商源源不断供应到蒙古各地。解决了蒙地畜牧产品长期无人收购，生活用品无处购买，牧民长途跋涉到边塞进行互市交换的困难。也解决了内地农业需要的耕畜，工业需要的皮毛等原材料和城市居民肉食等的需求。

清代中后期，有些旅蒙晋商虽然在沿边城市和牧区集镇建立了固定店铺，但仍以“出拨子”，派帐蓬，下草地，赶庙会，串蒙古包为形式，从事流动购销。他们经营的范围很广，即收购牲畜、皮毛、药材、蘑菇等牧区的特产，又供应棉布、绸缎、砖茶、生烟、白酒、红糖、火柴、针线等牧民生活必需品。有的还兼营运输、货栈、旅店、餐馆、手工作坊以至钱庄票号等，购销合一，多种经营。他们的经营方法，多是以物易物、赊销放账，春放秋收，息利兼得，所获甚丰。他们以归化、包头、察哈尔、张家口、多伦、经棚、海拉尔等沿边城镇为基地，沿着古驿站、古盐道开辟了纵贯大漠南北的多条商路，穿越大草原，北上可远涉乌兰巴托、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和恰克图；西行可达乌鲁木齐等地。近者几百里，远者数千里，往返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以上，长期从事长途贩运。大盛魁曾炫耀：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路上都有他们的骆驼队。晋商每年从外蒙古贩运活羊百万只，每年向外蒙古运销砖茶3万多箱（每箱108市斤），以及瓷器、木碗等大量日用商品，甚至每年冬季加工冷冻饺子，春节前运到外蒙古。装运时对不同商品分类包装，捆扎上驮，按驮分组，专人负责，运输数千里，沿途装卸上百次，坚持做到不损不坏。

为了适应常年在外从事草地生意的需要，晋商对所属员工建立了严格的培训和管理制度。学徒进店，要求十二三岁，身体健康，能吃苦、会识字、懂礼貌，并由可靠店铺担保推荐。进店后，由老员工传授业务知识。从打算盘、练写字、记账簿、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开始，进而学习看牲畜的口齿、膘肥、皮毛的成色、各种商品的包装捆扎上驮等基本业务技术。学徒三年只供食宿，不发报酬。三年学徒期满始发给少数薪酬，并派往草地进行实地考察锻炼，学习骑马、赶车、熟悉商路，了解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各种礼节。为了密切与蒙古民族的交往，还要穿蒙古袍子、靴子，取蒙古名字。进店满十年以后，根据其业务熟练程度和对商号贡献大小，评定身股，成为商号的正式“伙友”，并按身股多少分配相应的职务，年终按比例分给红利。把员工的个人利益与商号的经营效益连在一起。同时，还规定所有在店员工（包括掌柜）一律不准携带家眷，不准兼营店外业务，不准在店接待亲戚朋友，不准给财东掌柜送礼，甚至规定未满十年不准回乡探亲。

旅蒙晋商的产生与发展，是蒙汉民族互通有无的客观需要，也适应了内地与塞外不断扩大的物资交流。旅蒙晋商在其发展过程中，针对蒙古地区以牧为主，经济单一，游牧分散，交通闭塞的特点，形成了不同于内地商业的经营方式和商路。

三

商业的沟通从某种意义来说，其实就是文化的交流。商品的形式无论是以自然形态出现的物产、原料，还是赋予劳动价值和文化要素的人工产品，都会对交易的双方产生文化的影响。自然产品，可以丰富和改善人们的生活，同时也造成了生活习俗的变迁；人工产品，更是直接传递了不同文明的文化信息，不但会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会在更深层次的领域对人们的理念、情感产生重要的作用。清前期杀虎口与归绥地区的文化交流，很多方面，甚至可以说主要的方面，是通过经济贸易来完成的。在对外贸易中，特别是茶叶贸易，晋商将商品的实用价值与文化价值紧密结合，发挥了沟通不同文化的中间人作用，这种作用是其他人无法取代的。

清代汉族商民对塞外蒙地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在长达近三个世纪的历史岁月中,旅蒙商成了牧民、猎民群众接触汉文化的一个窗口。通过这个窗口游牧文化、狩猎文化与农耕文化、商业文化有了进一步的接触,晋商带来的中原文化对当地少数民族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23]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清以前的海拉尔地区少数民族和汉民族有着各自稳定的传统风俗,但在清时期山西商人以及随山西商人北入大漠的农民、手工业者也把汉人的风俗带到草原、林猎区。以蒙古族为例, 牧区原是单一的游牧经济, 蒙古民族的主要食品可分作两类: “白食”和“红食”。“白食”是指奶制品,“红食”是指肉制品。随着旅蒙晋商人的进入和农业生产的发展蒙古人的饮食习俗也开始发生变化。蒙古人的饮食除了以白食、红食为主以外还引入了玉米、小麦、 稻子等 “黄食”, 瓜果蔬菜等“绿食”和烟、酒、茶等“黑食”。(蒙语中白酒和红茶分别称 “hararih”、“harchai”, 而“har”蒙古语意为“黑色”)鄂伦春人的食物过去主要是野兽肉, 其中最多的是狍子肉, 同时也大量采集野菜和野果。

清中期以后, 随着旅蒙晋商在该地区活动的扩大, 鄂伦春族和周围农业民族接触多起来, 他们用猎品换取一部分粮食。用粮食做粥、干饭,也用面粉做面片、炒面。还把和好的面做成圈或饼在火上烧烤。砖茶与白酒引入后逐渐取代了泉水、雪水、 桦树汁与马奶酒成为主要饮品。过去, 鄂伦春人的衣着主要用狍皮制作。冬季的衣服用皮厚毛长的狍皮制作;夏季的衣服用皮薄毛短的狍皮制作。从清末开始旅蒙晋商将布匹传入鄂伦春族地区, 并开始穿布衣服, 样式基本同皮衣服。富裕人家也有穿绸缎衣服的。塞外汉族也吸收了不少少数民族的习俗。如“一进门,先问好, 寒暄礼让把茶喝。黄油果条奶子茶,炒米盘子面前搁。喝茶吃饭不用钱,你来我往讲互换, 讲信用、拉相与' (朋友), 欺骗哄人不长久”是对旅蒙晋商日常生活的生动写照。另外, 旅蒙晋商人为了追逐高额利润, 相约成律, 把少数民族礼仪定成铺规, 严格恪守。他们尊重牧猎民, 对少数民族的衣服、饮食、婚葬、祭礼、禁忌等也无不研究到家。例如,将布料拉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供选购。黄紫绿三色绸缎卖给牧民, 红黄紫三色卖给喇嘛, 首饰耳环投妇女所好。运进熟稷子米、白酒、砖茶和食盐广受牧民欢迎。语言方面的交流与融合语言是表达感情、交流思想的工具。旅蒙晋商为了发展贸易,克服在经济交流中因语言不通而带来的麻烦与困难,他们很注意学习蒙族语言与其他少数民族语言,以克服语言障碍。入呼伦贝尔地区一年以上的山西商人,都可讲一些少数民族语言单词和日常生活用语。如蒙古语当中的“阿布”(爸爸)、“额吉”(妈妈)、“塔赛恩”(你好)、“恼亥”(狗)、 “哈沙”(棚圈)、“依德”(吃)、“吾”(喝)、“那达慕呼日勒”(传统娱乐聚会)、 “欧伦奈日”(祭山活动)等;达斡尔语中的 “贝阔” (用牛毛或树根做的球)、 “路日给勒”(边唱边舞)等;鄂温克语中“乌日格·柱”(蒙古包)、“雅库特”(驯鹿和狩猎的人)等;鄂伦春语中的“其哈密” (靴子)、 “皮罗苏恩”(男皮袍)、“席拉兰”(烤肉)等等。少数民族在和汉民族的交往中,也学习了汉族语言, 如引入蒙语中的“油糕”(油糕)、“海棠”(海棠)、“包子”(包子)、“扁食”(饺子)、 “灯” (灯)、“板凳”(板凳)等。

清代以来，从杀虎口大量涌入归绥地区的“走西口”移民，形成了当今呼和浩特地区的多民族人口共存及社会经济、文化和谐发展的格局。人口的流动，带动了文化的传播，而文化的传播，拉近了地区间的距离。流传于杀虎口归绥一带的传统剧目“二人台”“山曲儿”，就是经过数代蒙汉民间艺人创造，逐渐由坐腔发展到化妆表演的文化融合产物。例如《走西口》《四公主》《拉骆驼》《挂红灯》《五哥放羊》《打樱桃》《为朋友》《三百六十只黄羊》等。这种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地方小戏，生动体现了杀虎口与归绥地区蒙汉民族的民俗风情。随着蒙汉民族间的人们密切联系和交往，多种文化相互借鉴和影响，不同文化间的共同成分就会越来越多，最后逐渐形成了具有多民族文化特点的杀虎口归绥文化。

清代汉族商民对塞外蒙地与内地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对边疆地区多种经济的发展作出了推动作用。通过商业的联系,刺激了畜牧业经济与游猎经济为进行必要的交换而扩大了生产,从而使一部分畜牧业产品和森工产品被纳入到商品生产的范畴。商业资本曾对旧生产方式的解体“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然而,它本身产生不了新的生产方式,只是促进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和发展。清代汉族商民对塞外蒙地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变迁做出了较大的推动作用,但未能彻底改变这些民族的原有生产方式和固有的生活习俗。

 结 语

清代以来，茶叶成为塞外蒙地人们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改变了蒙地人们传统生活习惯，而且也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瓷器的晶莹如玉、丝绸的飘逸华贵，既传递了中原汉族传统文化的气质神韵，又对蒙地草原游牧文化的影响，深入到精神世界的层面。这些商品对塞外蒙地的生活习俗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为工艺界和艺术界注入了活力和灵感。

清代汉族商民在塞外蒙地进行贸易活动，基本上是将商品的实用价值与文化价值紧密结合，发挥了沟通不同文化的中间人作用，这种作用是一般商人无法取代的。这种商业贸易的发展既为晋蒙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创造了条件，同时也通过万里茶道推动察哈尔历史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一定贡献。

当前，在“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下，乌兰察布针对其地理位置及自身经济结构的转型发展是否能够充当重要的角色呢？这个历史的发展机遇，是否能够给沉睡的察哈尔地区一次复苏的机会？今天，弘扬察哈尔历史文化的同时能否带动相应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能否科学地整合察哈尔历史文化资源，找到文化产业的根基和内涵？这都是我辈学人所要担当的历史责任。

附图1：（清）雁门杀虎归化四至舆图(局部)[24]

附图2：乾隆57年，盖有定边左副将军印章的前往归化城贸易商民名单

附图3：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山西商民赴迪化（乌鲁木齐）经商路照

附图4：清代汉族商民赴俄罗斯恰克图进行茶叶贸易历史档案

附图5：恰克图茶叶贸易大院

 附图6：恰克图历史博物馆晋商茶叶贸易老照片

附图7：现存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晋商大盛魁旧址

附图8：现存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晋商元盛德旧址

[作者简介] 王泽民（1966-），男，山西省右玉县文联研究人员，wangzemin628@163.com；

          苏晓娜（1982-），女，山西省右玉县文联研究人员，sxn9809@163.com。

[1]卢明辉主编：《清代北部边疆民族经济发展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

[2]卢明辉、刘衍坤著：《旅蒙商》，中国商业出版社，1995年6月。

[3]陈东升：《清代旅蒙商初探》，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

[4]钱占元：《旅蒙商的兴衰》，载《塞外春秋》，2000年第6期。

[5]邢野、王新民主编：《旅蒙商通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

[6]顾育豹：《走西口的旅蒙晋商》，载《史海钩沉》，2009年第6期。

[7]李学诚：《旅蒙商与内蒙古西部地区经济文化变迁》，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8]王秀艳：《旅蒙商与呼伦贝尔地区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变迁》，载《前沿》，2010年第1期。

[9]鲍海燕：《旅蒙商对呼和浩特的影响》，载《呼伦贝尔学报》，2011年第3期。

[10]王泽民：《杀虎口与茶马古道：中国茶叶贸易与山西商人》，在北京参加世界茶文明之旅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2008年7月。

[11]王泽民：《明清边关贸易的民族学审视--以杀虎口为例》，在山西大学参加“路径选择与商帮演变”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2014年12月。

[12]《清圣祖实录》卷158，第737页。中华书局出版，1985年9月。

[13] 《清圣祖实录》卷158，第737页。中华书局出版，1985年9月。

[14]《清高宗实录》卷280，第652页。中华书局出版，1985年11月。

[15]清代在长城沿线设杀虎口、张家口、独石口、古北口、喜峰口五口，是为内地前往蒙地的重要通道。《清史稿》记载“其内蒙古通驿要口凡五道，曰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杀虎口，以达于各旗。”见赵尔巽：《清史稿》第137卷，志112，兵8，边防，中华书局1976年版。

[16]部票有时候又叫院票、印照、印票、照票、执照、路照等等，不过这些“票”或“照”某些时候也是指户部、兵部或地方衙门发行的票据，其究竟所指为何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17]托津等：《钦定理藩院则例》第34卷，边禁，商人应领部票，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

[18]参见内蒙古土左旗档案馆所藏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

[19] 参见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档案馆，旅蒙商类，“乾隆五十七（1792）年，前往归化城贸易的商民”。全宗号：80，目录号：10，件号：72。

[20] 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三章·归化城。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

[21] 许 檀：《清代山西归化城的商业》，载《文史哲》2009年第4期，第120页。

[22] 章国军：《清代以来察哈尔地区汉族移民的历史影响》，载《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4年10月20日。

[23]王秀艳：《旅蒙商与呼伦贝尔地区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变迁》，载《前沿》，2010年17期。

[24]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军用地图，彩色，纵123厘米，横245厘米。全图采用形象画法，反映了雁门关、杀虎口至归化（今呼和浩特）一带边防关隘之形势。该图绘于清光绪年间，作者是山西杀虎协副将怡寿，在图上著说并钤“怡寿之印”。该图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全图城池、隘口、山水、庙宇、道路远近分色，绿线为河，红线为大路，黑点为小路，长签字为交界里数。其中绿色涂满宽宽的河道，使整幅图显得很鲜亮。图中方向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东到黄河，西到宣化府界，北到察哈尔各旗，南到保德州、宁武府、代州、五台山一线。

　　从图中可以看出雁门杀虎归化大概形势是晋省北路头层门户以大青山为屏壁，西北包头为咽喉要路，东北以张臬尔高庙子为咽喉要道，正北托克托城、清水河亦是要路，正东天镇县系入京大道，其次二层门户始以边墙为拦路隘口。边墙处得胜、新平、助马、杀虎等口均系往来通衢大路，阻虎、败虎、残虎、威鲁、偏关、老牛湾、将军会、五眼井等口均能往来骆驼，并连接不计其数的农夫小道。

　　由于明王朝始终未能处理好与北方蒙古草原各部的关系，所以明代加强北方边墙的修建。明朝山西镇边西起保德州黄河岸，迤逦而东，历偏关抵老营堡。大同镇边起老营堡东北界鸦角山，迤逦而北，向东历中、北二路。图中绘出了山西镇边保德州至老营堡、大同镇边中、北路共三条边墙，并详细标注出沿线的卫、所城堡。

　　杀虎口两边地舆东至新平口边墙，正面计数18口，相距450里，西至神木口边墙，正面计数21口，相距630里，通共相距1080里，以上监督征收之口。边墙隘口共计168处。杀虎口距省700里，距朔平府20里，距归化城220里。驻副将1名，都守1名，守备1名，千总2名，把总3名，外委8名，额外8名，现存兵300余名。清朝在山西的军队，主要是八旗驻防和绿营兵。绿营制分标、协、营、汛四种。巡抚所属为抚标，总兵所属为镇标，副将所属为协，参将、游击、都司、守备所属皆为营，千总、把总、外委所属为汛。兵分马兵、步兵、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