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鲁孟 内蒙古大学
【摘要】本文叙述1925-1931年即自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至“九一八”事变期间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与察哈尔地区关系，具体对察哈尔人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态度、该党中央委员会与察哈尔籍党员及察哈尔地方党组织的关系发展与结果进行分析，探讨两者互动关系的意义。
1927年，阿拉善旗衙门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代表称，阿拉善既不是内蒙古，也不是外蒙古，而属于额鲁特，因此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应离开阿拉善这种“非内蒙古”地区，前往真正的“内蒙古”开展工作才对[1]。这是阿拉善旗上层在政治上排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当时的阿拉善持有独立于“内蒙古”的地域（或部族/sub-ethnic）观念之表现。
说起“内蒙古”，清朝之前蒙古内部没有内外之分，但有东西之别。由16世纪蒙古民族历史文学作品《乌巴什洪台吉的故事》来看，当时东蒙古的习称是“蒙古”，西蒙古是“卫拉特”[2]。蒙古归清后则有了内外蒙古之分。近代历史上的“内蒙古”有广义和狭义之别。广义“内蒙古”大体上指戈壁以南的蒙古地区，包括卓索图、昭乌达、哲里木、锡林郭勒、伊克昭、乌兰察布等六盟以及察哈尔、呼伦贝尔、呼和浩特（归化城）土默特、阿拉善、额济纳，甚至包括青海诸旗[3]。狭义“内蒙古”指外藩蒙古之内札萨克蒙古，一般指的是六盟四十九旗。
1920年代“内蒙古”的地域概念接近广义“内蒙古”。而阿拉善在地理上处于内蒙古边缘区域，加之受“东西蒙古时期（东蒙古/蒙古，西蒙古/卫拉特）”之传统观点以及清代体制观念（阿拉善不属于内札萨克蒙古）的牵制，阿拉善旗衙门曾一度坚持自己为“非内蒙古”的观点。察哈尔虽然也不属于内札萨克蒙古之“内蒙古”，但察哈尔与内札萨克盟旗的地缘、政治、经济关系相对密切，大体上已融入广义“内蒙古”。虽然不能说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得到了察哈尔全域支持，但比起阿拉善、锡林郭勒等保守并较少受到外界影响的地区，其上层的态度还是相对温和的。
根据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机关刊物《内蒙国民旬刊》，当时察哈尔各旗群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态度较为热情，不少察哈尔人入了党，还有人前往各旗群宣传党务，更有一牧群总管准备把旗兵编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军队。虽然察哈尔地区在这一时期未能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地方党组织，但在1927年乌兰巴托特别大会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成立察哈尔代表处，成员多由当地察哈尔人组成。这些察哈尔人加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原因虽各有不同，但总的来说，这与当时察哈尔地区的社会形态及其变迁，还有察哈尔人具有的危机意识有着重要联系。
一、1925-1926年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与察哈尔地区
1925年10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张家口正式宣布成立。不少察哈尔人参加该党筹建及其以后的活动。筹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就有一名察哈尔人，他是察哈尔太仆寺左翼牧群总管萨木坦隆如布的兄弟恩克巴图。另外有察哈尔太仆寺右翼牧群总管达木林扎布（又写达密林扎布，原籍察哈尔太仆寺左翼牧群）及宝音巴特尔（贺志远，察哈尔右翼正红旗人）、赛兴阿（纪松龄，察哈尔右翼正黄旗人）、乌云毕力格、孟克吉日嘎拉等人。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不久，察哈尔十余青年到张家口，与该党取得联系，经中央委员会同意后入党，有的准备前往察哈尔各旗群进行宣传活动[4]。太仆寺右翼牧群总管达木林扎布与拉西巴勒巴尔（身份不详）在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大会后，被该党中央委员会任命为察哈尔特派员[5]。据《内蒙国民旬刊》称，达木林扎布返回家乡后召开会议，向民众讲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原因、宗旨及内蒙古六盟的困难现状。他号召民众快快醒悟，同心协力，加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接受其领导，以脱离苦难，振兴民族。他组织的会议作出了如下决定：
1.设立旗学校，向少年教授蒙古文和汉文；在每个艾勒建立小规模学校，无论老少男女都学习蒙古文；2.训练旗兵的军事、文化能力，培养具有民主主义的文明士兵，以保护家乡；此外，将旗兵编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军队，保护蒙古民族，保护人民权力；3.提高本旗民众加工绒毡、纺织布料以及制衣、种田、手工业技能；4.停止对外出售羊毛等原料，尽量自己加工使用，并争取批量收集后，高价销售给合适的商人；5.讲究卫生；
6.禁止察哈尔妇女购买或佩戴如金银、珊瑚、珍珠等头饰；7.限制本旗官员及民众穿戴绸缎；8.让已有妻室和不遵守戒律的本旗喇嘛还俗，以承担兵役差役；9.旗里建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部和两个支部，每周举行一次会议[6]。当时日本在华人员也报道察哈尔太仆寺右翼牧群总管达木林扎布决定将旗兵编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军队[7]。但其改革方案是否得到实施，尚不得而知。
恩克巴图、达木林扎布等人虽不属于察哈尔最高统治阶层，但属于牧群地区的管理者，或系当地上层人物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各牧群虽然不属于清朝规定的内札萨克蒙古之“内蒙古”，但他们没有强烈的“非内蒙古”的地域观念，同时也支持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虽然不能说得到了察哈尔全域支持，但恩克巴图、达木林扎布等上层人物与其他多名平民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察哈尔地区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认可。
当然这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同盟即冯玉祥国民军对察哈尔的政治控制有一定关系。1925年初，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察哈尔、绥远蒙旗成为其势力范围。由于地理相近并受政治局势影响，很多察哈尔人加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 当时冯玉祥为自筹军饷，在察哈尔大肆开垦，其部下甚至声称向内蒙古至少移民8万，其中有不少人移居察哈尔[8]。总之，察哈尔大量牧场在冯玉祥督促下被开垦成为农田，并划归设治局或县辖区域。
情况雷同的阿拉善强烈抗议冯玉祥并坚决抵制其同盟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但因种种原因，察哈尔人没有像阿拉善那样反对冯玉祥和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众所周知，当时的察哈尔地区各方面面临极大的变迁和挑战，这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察哈尔人的危机意识。虽无法查明达木林扎布等人参加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具体原因，但正是这种危机感促使他们把目光投向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即他们在精神层面上看重的可能是该党振兴民族的理论宗旨。
可以说，达木林扎布的改革方案很大程度上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主张和宣传有关，甚至受到蒙古国和苏联模式的影响，尤其是羊毛加工、批量销售等。蒙古国独立后，仿照苏联设立互助社，禁止向中国及欧美商人出售本国羊毛等原料，主张由本国互助社收集后统一售给苏联，以此保护民族产业，并支持友邦。在内蒙古最先受此影响的是呼伦贝尔。1925年春夏之际，呼伦贝尔互助社和皮毛公司以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为靠山，禁止呼伦贝尔民众将羊毛卖给汉族中间商和英美商人，试图统一收集后以更高的价格卖给苏联[9]。同年夏秋，鄂尔多斯独贵龙运动首领席尼喇嘛也提出建立鄂尔多斯互助社的想法。回到家乡后，他同样主张将当地皮毛以高价卖给苏联[10]。
此外，达木林扎布改革方案中限制佩戴头饰、穿戴绸缎的内容雷同于蒙古人民革命党相关政策。达木林扎布召开的会议称察哈尔妇女佩戴的头饰如金银、珊瑚、珍珠等不仅不好看，而且购买饰品花费大量钱财，真正的受益者则是汉族“奸商”。蒙古人民革命党也曾一度禁止国民以丝绸缝制袍子，原因是绸缎系汉人制作[11]。可以说，这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激进民族主义”表现。
当时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其机关刊物《内蒙国民旬刊》上发文报道达木林扎布事迹，大赞其为内蒙古人民的好榜样。然而不久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迫于形势，退出张家口。达木林扎布未能成立真正的党支部，旗兵也未能编入该党军队。1926年，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与察哈尔地区之间的联系断裂，只有少数察哈尔籍党员随中央委员会移驻包头、鄂尔多斯、乌拉特一带。
二、1927-1931年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与察哈尔地区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随国民军转移到包头，接而入驻鄂尔多斯，在乌审旗、鄂托克旗、郡王旗、杭锦旗活动。但国内战争局势对国民军和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越来越不利。冯玉祥通过乌拉特中旗——蒙古国一线运输苏联援助之军火的计划也落空。冯玉祥改变策略，命令在包头、五原一带的国民军步步防御，渐次西撤。11月下旬，他亲率骑兵师之一旅移驻宁夏，嗣又由宁入陕[12]。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也随国民军撤至宁夏，计划在阿拉善旗建立“根据地”。他们派出以墨尔色为首的代表团到定远营进行宣传，要求阿拉善旗衙门同意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入驻定远营并接受其“领导”，但最终以失败告终。
此时正直国共合作失败，冯玉祥倾向于国民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内部产生严重的矛盾和冲突。为解决党内问题，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于1927年8月在乌兰巴托举行一次特别大会。但事与愿违，内部问题不仅未能得到解决，反而导致原中央委员会的决裂。结果主张“真正人民”路线的“左派”占据优势，中央委员长白云梯、秘书长墨尔色均被撤职，大部分中央委员失去资格，被逐出中央领导队伍。作为“真正人民”和青年代表，乌审旗蒙克乌力吉和克什克腾旗浩尔劳（白永伦）分别当选委员长和秘书长，二人与白海风（都古仁仓）、宝音巴特尔、布尼雅巴兹尔、扎木扬沙日布、福明泰等人组成新的中央委员会，驻地暂设在乌兰巴托[13]。
大会后，新中央委员会派代表分赴内蒙古各地开展工作，恢复或成立新的党代表处。可以说，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新一轮工作具有一定的“左派”风格，即将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内蒙古王公、总管划入“反动派”，并将与这些王公、国民党、冯玉祥等关系密切或较为富有的党内人士划为“右派”。
中央委员会派到察哈尔地区的代表主要有宝音巴特尔、乌云毕力格等人。
他们来到察哈尔后，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察哈尔代表处（局），成员有宝音巴特尔、乌云毕力格、孟克吉日嘎拉、赛兴阿、太平噶、呼图仁噶、达木林扎布等[14]。笔者认为，这一达木林扎布就是上述察哈尔太仆寺右翼牧群总管。从其角度来讲，察哈尔代表处的成立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与察哈尔地区的“前缘再续”。
至1928年3月，察哈尔代表处有了两个（旗）党部，辖下四个支部，党员45名[15]。同月，代表处派宝音巴特尔、赛兴阿到乌兰巴托向中央委员会汇报工作，请求指示并申请活动经费。5月，赛兴阿与宝音陶克陶胡等人来到察哈尔，召开会议。鉴于察哈尔地域广阔，统一管理存在难度，会议决定将原来的察哈尔代表处分设为察哈尔东部代表处和察哈尔西部代表处，分别选举5名委员[16]。乌云毕力格、那彦泰、布和巴特尔等人当选察哈尔东部代表处委员；赛兴阿、孟克吉日嘎拉、太平噶、呼图仁噶、贡布扎布等当选察哈尔西部代表处委员，与此同时设立张家口联络站，以东西代表处方便联系，具体工作由尤木钦负责。据称，察哈尔左翼正白旗总管额瑟尔门德家也是一个重要的联络点[17]。此后，察哈尔东西代表处（合称察哈尔代表处）成员不断往返于乌兰巴托与察哈尔之间，并辗转于察哈尔各旗群，进行秘密活动。
1928年10月，察哈尔代表处有6个旗党部，辖下18个支部，党员200余名。在同一时期，察哈尔代表处派宝音陶克陶胡到乌兰巴托向中央委员会汇报工作，并申请活动经费。12月，在中央委员会委派下宝音巴特尔又来到察哈尔[18]。当时正直国民政府统治确立，于是察哈尔代表处以国民党党部为掩饰，招募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员。
1929年2月，宝音巴特尔被察哈尔当局逮捕。受此影响，察哈尔代表处成员有的叛变，有的中立，甚至退党。但察哈尔代表处仍保持工作，组织察哈尔各旗群500户人，联名上书，要求当局释放宝音巴特尔，又请愿于国民党察哈尔省党部[19]。同年8月，宝音巴特尔获释。不久他与察哈尔代表处的那彦泰到北京，与准格尔旗党部拉布腾会合，讨论下一步工作。当时有人怀疑宝音巴特尔遭察哈尔官僚陷害，于是此次事件后察哈尔代表处内部矛盾加重，平民与官僚上层开始明争暗斗。
1930年春，宝音巴特尔、赛兴阿、蒙克吉日嘎拉与准格尔旗拉布腾（奇子俊）等人到乌审旗，召开鄂尔多斯、察哈尔联合特别会议，决定成立党代表总部，统一管理鄂尔多斯、察哈尔、乌兰察布、阿拉善以及呼和浩特土默特党务，选举蒙克乌力吉、拉布腾、佛鼎、苏德那木栋鲁布等人为委员，同时决定进行内部整顿[20]。是年夏，察哈尔盟局（前身为察哈尔代表处，改称时间不详）开始实施党内整顿之措置。
同年6月20日，察哈尔盟局向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提交报告，分析察哈尔现状，并归纳察哈尔自1925以来的党务与经费使用情况[21]。察哈尔盟局从中央政府、察哈尔上层以及国外势力等三个层面入手，分析察哈尔政治、经济现状。首先，斥责国民政府对察哈尔十二旗群政治、经济传统形态的破坏，如察哈尔大规模移民开垦并铺设铁路，设察哈省并把察哈尔右翼四旗划归绥远（原文为呼和浩特）等。
其次，指责察哈尔太仆寺左翼牧群总管家族三兄弟萨木坦隆如布、斯仁东鲁布和恩克巴图等勾结中央，压制察哈尔革命青年，尤其批评萨木坦隆如布，为个人利益向中央政府建议将察哈尔右翼四旗迁移到四子王旗境内旧驿站地，为铁路“腾出”土地；还指责卓特巴扎普敌视蒙古国[22]。
可见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创建人之一恩克巴图及其家族此时已成为该党反对对象。于1927年经历乌兰巴托特别大会上的分裂和于1928年的一系列事件后，该党第一批领导人基本下台或成为新中央委员会打击对象。这显然与该党内部矛盾和蒙旗专制政治有关，同时难免受到苏联、蒙古国的国内意识形态冲突、派别斗争的影响以及中国时事变化的冲击。就是说，上述因素不仅作用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而且对地方党组织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再次，关于国外势力，报告着重强调日美国家对察哈尔地区的经济渗透及其相互斗争带来的冲击。察哈尔盟局认为，尽管暂时无确据，但中央政府铺设从张家口到多伦淖尔的铁路很可能受到美国指使或投资。由他们看来，美国想通过铁路加强在内蒙古西部的影响力，从而对抗或遏制日本越来越猖狂的势力扩张。他们认为，日本已开始采取对策，积极拉拢察哈尔上层人物，如送萨木坦隆如布总管家族子弟到日本学习或请至日本驻北京、张家口使馆或领事馆教蒙古语文[23]。报告称，日本极力拉拢并利用班禅和苏尼特右旗、四子王旗王公，企图与锡林郭勒、乌兰察布盟其他蒙旗建立关系，进而控制整个内蒙古，甚至觊觎北边的蒙古国。
据笔者所知，萨木坦隆如布总管侄子福隆阿于1929年9月到日本教蒙古语文[24]。这显然由日本方面促成。加之，日本人的确加强与苏尼特右旗德王等人关系，试图以此为跳板控制整个内蒙古。可见察哈尔盟局对时事关注和分析较为透彻并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
除了在察哈尔、鄂尔多斯活动，察哈尔代表处党员们还不同程度地参加乌兰巴托中央委员会各项工作。1930年6月，察哈尔盟局派孟克吉日嘎拉、赛兴阿到乌兰巴托汇报工作[25]。10月中旬，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乌兰巴托召开特别联席会议，孟克吉日嘎拉与其他3名察哈尔人参加[26]。会议上，孟克吉日嘎拉与其他多数参会人员严厉指责中央委员福明泰，在清理“右派”残留的名义下，作出开除福明泰党籍的决定。
1931年6月19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分别派遣30余名代表到察哈尔、鄂尔多斯、阿拉善、乌兰察布、昭乌达、锡林郭勒、呼伦贝尔、呼和浩特土默特、卓索图盟和哲里木盟等地区，其中拟派往察哈尔的有4人[27]。而根据中央委员会于9月2日的讨论，拟派到察哈尔的只有贺喜格巴特尔、巴彦巴图2人[28]。
此次讨论后几天，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随着日本侵略势力的不断推进，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与察哈尔地区的联系再次断裂。上述代表具体有何种任务，究竟是否派出，或是否完成任务均不得而知。只知道“九一八”事变后，达木林扎布总管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前中央委员赛音巴雅尔（包悦卿）等人受德王委托，以蒙古旅平同乡会名义致电国民政府，并到南京活动，反对吴鹤龄带头制定的《蒙古盟旗组织法》[29]。
三、结论
察哈尔地区较早受到清朝移民开垦的影响。移民的快速增长与农业的扩张使察哈尔牧场急剧缩小，从而引起察哈尔各旗群一系列民生难题。在民国期间，察哈尔地区成为军阀混战战场，还被卷入国际资本市场。察哈尔省的设立和察哈尔右翼各旗行政归属的变更，使统一性原本不高的察哈尔地区更加分散。加之干旱、雪灾等，察哈尔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均面临极大的挑战。这是近代内蒙古社会形态及其变迁的重要一面，也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与察哈尔地区建立关系又不断遭到破坏的主要背景。
如果察哈尔社会问题的严重性是导致察哈尔人产生危机意识的一原因，那么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理论层面的重视可能就是他们选择与该党合作的原因之一。
察哈尔地区与该党中央委员会最初的驻地张家口距离相近，虽然中央委员会后来转移到乌兰巴托，但察哈尔因离国境线不远或处于张库大道线上的缘故，在联络上仍较为方便。1925-1931年间，察哈尔地区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体上一直保持联络。在乌兰巴托的中央委员会和内蒙古革命青年团筹委会不断派人到察哈尔，传达重要会议精神，指导工作，并提供活动经费，以维持察哈尔地方党组织的运转。
但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与察哈尔地区的关系总体上不温不热，中央委员会与察哈尔地方党组织的关系还会受国内形势发展而变化，甚至受东北亚国际关系变局影响。该党在察哈尔始终没有组织与鄂尔多斯相同的“三方会议”，也未曾作出将中央委员会驻地转移到察哈尔腹地的计划。据称宝音巴特尔于1928年建议在察哈尔发起武装暴动，但遭到共产国际代表反对。实际上察哈尔籍党员和察哈尔代表处或察哈尔盟局能做的只是招募党员，等待指示和经费，偶尔参加中央委员会或其他地方党组织会议，并提供关于察哈尔的时势报告。
尽管如此，不能否定察哈尔地方党组织曾发挥的作用。以他们向中央委员会提交的报告来说，一方面反映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对包括察哈尔的整个内蒙古社会问题的关注，并成为远在乌兰巴托的中央委员会掌握有关内蒙古信息的来源，以便其制定或调整对内蒙古策略。另一方面，这种报告成为蒙古国、苏联了解在内蒙古的列强活动情报信息来源。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毕竟居于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或苏联势力范围，其经费和指示也均来自蒙古人民革命党乃至共产国际、苏联，因此察哈尔代表处或察哈尔盟局的一系列报告基本通过蒙古人民革命党或蒙古国政府电报、邮局系统传达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处。
加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的决策、方针与日常议程都会受到蒙古人民革命党、共产国际代表以及苏联驻蒙古国官员的监督和影响。这是为何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手资料如会议记录、信件、报告、宣传书等均保存在蒙古人民革命党档案馆（Монгол Улсын Үндэсний Төв Архивын Харъяа Монгол Ардын Намын Баримтын Төв）的重要原因。总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地方党组织如察哈尔代表处或察哈尔盟局的报告，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蒙古国、苏联了解内蒙古政治局势以及列强尤其日本在内蒙古乃至远东地区战略部署的信息来源之一。这对蒙古国、苏联调整或制定应对策略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
[1] 阿拉善左旗档案馆.102-1-176: 20.
[2] 策·达木丁苏荣编.《蒙古古代文学一百篇》（传统蒙古文）.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47页。
[3] 内蒙古包括青海的内容参见阿拉塔，博彦讷木胡编著.《内蒙受苦之局面》（传统蒙古文）.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出版.1925年12月； Owen Lattimore. “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30. pp.192-193; Huhbator Borjigin. “The History and the Political Character of the Name of 'Nei Menggu' (Inner Mongolia)”. Inner Asia, Vol. 6, No. 1 (2004). pp.62.
[4]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内蒙国民旬刊》（传统蒙古文）第四册，1926年1月10日，第43页，转引自德·策德布，王满特嘎编.《内蒙国民旬刊影印校勘本》.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84页。
[5]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内蒙国民旬刊》（传统蒙古文）第四册，1926年1月10日，第35页，转引自德·策德布，王满特嘎编.《内蒙国民旬刊影印校勘本》.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76页。
[6]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内蒙国民旬刊》（传统蒙古文）第四册，1926年1月10日，第35-42页，转引自德·策德布，王满特嘎编.《内蒙国民旬刊影印校勘本》.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76-283页。
[7] 参见Japanese Center for Asian Historical Records,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Ref. B02031779100.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外务省记录/A门·政治、外交/6类·诸外国内政/1项·支那国/2目· 满蒙 /19·满蒙政况关系杂纂/内蒙古关系第一卷·内蒙古自決運動ニ関スル調査提出ノ件，第18页；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内蒙国民旬刊》（传统蒙古文）第四册，1926年1月10日，第37页，转引自德·策德布，王满特嘎编.《内蒙国民旬刊影印校勘本》.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78页。
[8] 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冯玉祥日记》（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 17页；尚季芳.《冯玉祥开发西北的思想与实践论述》.《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第113页；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内蒙古革命历史资料汇集（1921年7月-1927年7月）》第一辑.内部出版，2011年.第130-131页；纪霭士.《察哈尔与绥远》，《察哈尔绥远历史沿革考录》.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10年.第10页；Монгол Улсын Үндэсний Төв Архивын Харъяа Монгол Ардын Намын Баримтын Төв.ц 7-1-16: 15；参见札奇斯钦.《我所知道的德王和当时的内蒙古》.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42页；George B. Cressey. “The Ordos Desert of Inner Mongolia”. Journal of Scientific Laboratories(reprinted edition), vol XXVIII, 1933. pp.226.
[9] Christopher P. Atwood. “Young Mongols and Vigilantes in Inner Mongolia’s Interregnum Decades, 1911-1931”, 2 vols. Leiden: Brill, 2002. pp. 420-430.
[10] 额尔呼特·宝山编.《锡尼喇嘛年谱纪要》.鄂尔多斯报社印刷厂,1991年.第126-127页。
[11] Монгол Улсын Үндэсний Төв Архивын Харъяа Монгол Ардын Намын Баримтын Төв,ц7-1-22: 84.
[12] 来新夏，焦静宜，刘本军等.《北洋军阀史》上册.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14页。
[13] 参见Монгол Улсын Үндэсний Төв Архивын Харъяа Монгол Ардын Намын Баримтын Төв.ц7-1-16：42-43、76-77；ц7-1-17:1-10；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档案馆.“关于墨尔色或郭道甫的刑事案件P-34587”，1932年5月24日，转引自策·达西达瓦，达·那仁吉日嘎拉.《郭道甫的最后岁月》（传统蒙古文）. 《内蒙古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增刊），第43页；Christopher Pratt Atwood. “Young Mongols and Vigilantes in Inner Mongolia’s Interregnum Decades, 1911-1931”, 2 vols. Leiden: Brill, 2002. pp. 716。
[14] Монгол Улсын Үндэсний Төв Архивын Харъяа Монгол Ардын Намын Баримтын Төв.ц7-1-27：24-25.
[15] Монгол Улсын Үндэсний Төв Архивын Харъяа Монгол Ардын Намын Баримтын Төв.ц7-1-27：25.
[16] Монгол Улсын Үндэсний Төв Архивын Харъяа Монгол Ардын Намын Баримтын Төв.ц7-1-27：25.
[17] 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政协文史委员会合编.《察哈尔蒙古》（传统蒙古文）上册，1989年.第133页。
[18] Монгол Улсын Үндэсний Төв Архивын Харъяа Монгол Ардын Намын Баримтын Төв.ц7-1-27：25；4-2-622：117.此前宝音巴特尔、奎璧分别从苏联和内蒙古来到乌兰巴托。
[19] Монгол Улсын Үндэсний Төв Архивын Харъяа Монгол Ардын Намын Баримтын Төв.ц7-1-27：25.
[20] 阿拉坦奥日格乐主编.《呼和浩特史蒙古文献资料汇编》（传统蒙古文）第三辑.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9年.第537页。
[21] Монгол Улсын Үндэсний Төв Архивын Харъяа Монгол Ардын Намын Баримтын Төв.ц7-1-27：22-26.
[22] Монгол Улсын Үндэсний Төв Архивын Харъяа Монгол Ардын Намын Баримтын Төв.ц7-1-27：22-26.
[23] Монгол Улсын Үндэсний Төв Архивын Харъяа Монгол Ардын Намын Баримтын Төв.ц7-1-27：22-26.
[24] 楚鲁评注：《福隆阿文集》，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页。
[25] Монгол Улсын Үндэсний Төв Архивын Харъяа Монгол Ардын Намын Баримтын Төв.ц7-1-27：24.
[26] Монгол Улсын Үндэсний Төв Архивын Харъяа Монгол Ардын Намын Баримтын Төв.4-3-210：1；中央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内蒙古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1937）》.呼和浩特：呼和浩特胶印厂，1988年.第107页。
[27] Монгол Улсын Үндэсний Төв Архивын Харъяа Монгол Ардын Намын Баримтын Төв.4-4-157：11-15.
[28] Монгол Улсын Үндэсний Төв Архивын Харъяа Монгол Ардын Намын Баримтын Төв.4-4-157：15.
[2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德穆楚克栋鲁普自述》.《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十三辑，1984年，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