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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哈尔地区旅游文化资源探究——以辉腾锡勒为中心

白音查干  呼格吉乐图

 

内容摘要:辉腾锡勒,历史上称九十九泉,坐落在今天的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察右前旗、卓资县交界地带。现已被开辟为内蒙古中西部最大的草原旅游景区—辉腾锡勒草原旅游景区。在景区开发过程中出现文化上的肤浅化现象和相互雷同现象,长期困扰景区的正常发展。其实此景区的文化旅游资源非常之丰富,以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先民匈奴为例,九十九泉曾是匈奴大单于避暑、办公的单于台。

关键词:九十九泉、匈奴文化、开发利用

     

九十九泉坐落在今天的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察右前旗、卓资县交界地带。其名历时两千余年,保留至今。历代史籍中其称谓稍有变更:《史记》、《汉书》中称“单于台”,《魏书》中称“九十九泉”,《契丹国志》中也称“九十九泉”,《辽史》中又称“百泉岭”,《金史》中称“官山”,《元史》中称“官山”或“九十九泉”,《大明一统志》中称“官山九十九泉”,《大清一统志》中称“伊伦伊孙泊”,今称“灰腾锡勒”或“灰腾梁”。“伊伦伊孙泊” 为蒙语,意即九十九泉;当地蒙古人称“灰腾锡勒”,意为寒冷的梁地;当地汉族人称“灰腾梁” ,“灰腾梁”是蒙汉合璧型地名,“灰腾”是蒙古语“寒冷”之意,“梁”是蒙古语“锡勒”的汉译。

古今对“九十九泉”的地理范围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说法:狭义说法认为,九十九泉在察右中旗与卓资县交界处,地理坐标为东经112°40′北纬41°7′左右,东西南北各约3公里长,总面积为9平方公里的桌状台地,台地上散落着火山停止喷发后形成的大小不一的25个湖泊;广义说法认为,九十九泉坐落在察右中旗、察右前旗、卓资县交界处,地理坐标为东径112°17′—113°00′,北纬41°03′—41°14′。东西长约50公里,南北宽约20公里,总面积为600平方公里的熔岩台地,在台地上散落着形状各异,面积大小不等的火山湖和季节性湖泊。广义的认识比较接近历史上九十九泉的地理范围。

九十九泉地理上处在阴山山脉大青山东段山顶顶部,平均海拔高达2100米。九十九泉属于熔岩台地地貌,在漫长夷平剥蚀过程中在大青山顶部形成独特的桌状台地地形,比高小于50米,地表平坦辽阔。九十九泉熔岩台上奇迹般分布着由远古时期火山喷发和地壳运动而形成的100多个高原湖泊群,对此古代未曾分别命名,统称九十九泉。九十九泉年平均气温1.2℃,年降水量450㎜以上,无霜期只有60天左右,因此九十九泉具有冬长夏短、寒冷湿润、无霜期短暂、日温差和年温差较大、日照充足、凉爽宜人的山地气候和高原气候特点。九十九泉顶部为肥沃的黑钙土土壤,再加上半湿润的气候条件使其成为内蒙古中西部仅有的典型高山草甸草原。九十九泉草原上生长着近300种花草,它们生长旺盛、争奇斗艳,形成绝无仅有的草原奇景。九十九泉丰沛的降雨量和覆盖度极好的草原森林使其成为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大黑河、霸王河、御河等三条重要河流均发源于九十九泉,从而九十九泉成为黄河、海河和蒙古高原黄旗海内流河三大水系的源头和分水岭。

九十九泉不仅具备极为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同时具有极其重要的区位条件。九十九泉坐落在蒙古高原、黄土高原、河套平原、察哈尔丘陵四大地理单元的结合部。占有九十九泉,向南可控制黄土高原,向北可控制蒙古高原,向西可控制河套平原,向东可控制察哈尔丘陵地带,因此九十九泉成为极其重要的战略要地。九十九泉的这种草原避暑功能和政治、战略要地作用,早已被北方各游牧民族帝王所发现,他们往往在九十九泉或九十九泉附近定都,并常常在九十九泉办公和避暑。从而九十九泉成为历代北方民族帝王集中表演的历史舞台,他们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舞台上演绎了一幕幕动人的历史话剧。其中就有北方游牧民族先民匈奴人。

匈奴民族的发祥地在今内蒙古自治区的九十九泉在内的阴山和河套地区。公元前209年冒顿单于建国至公元91年北匈奴西迁欧洲,匈奴人整整300年成为草原历史舞台的主人。匈奴人创造的游牧文化为整个草原文化奠定了基础,其政治、经济、文化、民俗被后来的北方草原民族全面继承和发扬光大。匈奴人在其首领冒顿单于的率领下,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统一整个北方大草原地区。在当时,中国历史上出现中原地区400年的秦汉王朝和草原地区300年的匈奴帝国,形成两大政治、经济、文化、民族集团并举的局面。匈奴冒顿单于把草原地区做为一个完整的整体,与中原发生频繁的交往,并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为以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匈奴呼韩邪单于推行附汉政策,公元前33年王昭君出塞,标志着汉匈政治上的统一。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逐步南迁进入中原,并与汉族杂居不断汉化,其后裔于东晋十六国时期在中原建立过汉、前赵、北凉、大夏等政权。其中南匈奴首领刘渊,利用匈奴等各民族人民的起义,推翻腐朽的西晋王朝,制造了历史上著名的“永嘉之乱”,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变化产生过巨大影响。北匈奴西迁进入欧洲,引起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次民族大迁徙,奠定了今天欧洲民族格局形态,同时也促进了欧洲奴隶制的瓦解和封建制的确立。然而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匈奴人,今天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但他们留给后人的有形和无形文化财富是极为宝贵的。据历史文献记载,九十九泉就曾是匈奴帝国鼎盛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单于避暑、办公的单于台。

据《汉书·地理志》载:“荒干水出塞外”[1],荒干水即今大黑河,大黑河发源于九十九泉。这是与九十九泉直接有关的最早地理记载。汉志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九十九泉,但《汉书·武帝纪》有汉武帝亲临九十九泉的记载:元封元年冬十月,诏曰:‘南越、东瓯咸伏其辜,西蛮、北夷颇未辑睦,朕将巡边垂,择兵振旅,躬秉武节,置十二部将军,亲帅师焉。’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威震匈奴。遣使者告单于曰:‘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矣。单于能战,天子自将待边;不能,亟来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为!’匈奴詟焉。”[2]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勒兵十八万,巡北边登单于台威慑匈奴,对此“单于台”的方位,隋、唐、宋、元、明、清史家基本认同在九十九泉一带。

隋炀帝于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北巡突厥启民可汗在九十九泉的牙帐,并写下“鹿塞鸿旗驻,龙庭翠辇回。毡帐望风举,穹庐向日开。呼韩顿桑至,屠耆接踵来。索辫擎膻肉,韦韝献酒杯。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3]的诗句。这足以说明隋人认为突厥启民可汗牙帐所在的单于台,亦即故匈奴单于庭驻跸之地。

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十四《云州·云中县·单于台》云:“单于台在县西北四十余里。汉武帝元封元年,勒兵十八万骑,出长城,北登单于台即此也。”[4]即单于台在云中县西北四十余里,唐代云中县属河东道云州,位于今山西大同附近[5]有关云中县的地理沿革认为“本汉平城县,属雁门郡。汉末大乱,其地遂空。魏武帝又立平城县,属新兴郡。晋改属雁门郡。后魏于此建都,属代尹。孝文帝改代尹为恒州县,属不改。隋为云内县,属马邑郡。贞观十四年,朔州北界定襄城移于此,后为默啜所破,移百姓至朔州。开元十八年,改置云中县,属云州。”[6]汉平城县在今大同东北,单于台在汉平城县西北几十里开外。另一位唐人杜佑认为,单于台在“云州云中县西北,百余里”[7],元人胡三省对《资治通鉴》作注时,采用了杜佑的说法[8]。明末清初的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中亦采用了杜佑的“单于台在云州云中县西北,百余里”[9]的看法。

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四十九《河东道·云州·云中县》云:“单于台在县西北四百二十里。汉武帝元封之年冬,制曰:‘南越、东瓯咸服其辜,西蛮北夷颇未辑睦,朕将巡幸边陲,择兵振旅,躬执武节,亲帅师焉。’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城,北登单于台于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经千余里,威震匈奴。遣使者告于匈奴曰:‘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矣。单于能战,天子自将兵待边;不能,亟来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为!’匈奴詟焉,盖其处也。”[10]乐史对单于台的定位基本与九十九泉的地理方位相吻合,而唐人李吉甫、杜佑对单于台地理方位的诠释,方向正确而方位相差三百里左右。“单于台”是匈奴单于庭相对固定驻跸地,因历史文献所限,无单于台地理位置的准确记载,但是可以从匈奴“分地”[11]管理制度和汉匈间数次重大历史事件中窥见和推理出来。

匈奴单于把统治区分为左、中、右三部,据 《史记·匈奴列传》载:“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12]匈奴左方王直辖的地区,对着上谷郡(今河北怀来县)直北以东地区;右方王直辖的地区,对着上郡(今陕西榆林县)直北以西地区;匈奴单于直辖的地区在匈奴中部,代郡(今河北蔚县)和云中郡(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向北对直的地区是匈奴单于直接统治区。匈奴单于庭直对代郡和云中郡之北居中的地方,即九十九泉地区。

汉匈历史上,汉朝与匈奴中部单于庭频繁发生关系,而且匈奴诸王凡重大行动都要请示单于后,方可实施,所以当时汉匈交往集中在匈奴中部地区。从历史记载来看,“白登之围”、“马邑之谋”、“龙城之战”、 “阴北之战”等重大历史事件都与单于中部地区直接有关。

白登之围”是匈奴与汉朝间的一次重要战事,其结果汉匈关系转为和亲。公元前200年,冒顿单于在“草木茂盛,多禽兽”[13]的“苑囿”[14]地,即九十九泉地区集结兵马后,顺阴山道南下进入到桑干河流域代谷地区,在韩王信的协助下,向南越过句注山(今山西省代县西北),直逼太原,勒马晋阳城(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古城营)下。汉高祖刘邦亲自引兵出击,冒顿单于在北归途中采用诱敌之计。“冒顿佯败走,诱汉兵。汉兵逐击冒顿,冒顿匿其精兵,见其羸弱,於是汉悉兵,多步兵,三十二万,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15]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困高帝於白登山(今大同市东北)七天七夜,内外无法呼应,远近不得救援。

公元前133年发生的“马邑之谋”事件是汉匈关系从和亲走向战争的开始。据《史记·匈奴列传》载:“汉使马邑人聂翁壹奸兰出物与匈奴交,佯为卖马邑城以诱单于。单于信之,而贪马邑财物,乃以十万骑入武州塞。汉伏兵三十余万马邑旁,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护四将军以伏单于。单于既入汉塞,未至马邑百余里,见畜布野而无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时雁门尉史行徼,见寇,葆此亭,知汉兵谋,单于得,欲杀之,尉史乃告单于汉兵所居。单于大惊曰:‘吾固疑之。’乃引兵还。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为‘天王’。汉兵约单于入马邑而纵,单于不至,以故汉兵无所得。汉将军王恢部出代击胡辎重,闻单于还,兵多,不敢出。”[16]汉商人翁壹前去骗诱大单于的路线和匈奴单于南下的路线都是顺阴山道北上或南下中经武州塞(今大同市以西至左云县一带)。因此匈奴单于庭依然在代、雁以北的九十九泉地区。

公元前129年的龙城之战使汉匈战争规模开始扩大。据《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元光五年,青为车骑将军,击匈奴,出上谷;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出云中;大中大夫公孙敖为骑将军,出代郡;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出雁门:军各万骑。青至茏城,斩首虏数百。骑将军敖亡七千骑;卫尉李广为虏所得,得脱归:皆当斩,赎为庶人。贺亦无功。”[17]龙城即匈奴单于庭,也是匈奴大单于会盟诸侯、祭祀天地的地方。此次战役西汉进军的目的在于捣毁匈奴龙城。战术上以西三路吸引和攻打匈奴主力,东路军乘虚包抄匈奴政治中心龙城,故称“龙城之战”。卫青从上谷出兵包抄的主要范围就在九十九泉地区。

公元前123年的阴北之战是汉匈战争关系中的重要一役。据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其明年春,大将军青出定襄,合骑侯敖为中将军,太仆贺为左将军,翕侯赵信为前将军,卫尉苏建为右将军,郎中令李广为后将军,右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咸属大将军,斩首数千级而还。月余,悉复出定襄击匈奴,斩首虏万余人。右将军建、前将军信并军三千余骑,独逢单于兵,与战一日余,汉兵且尽。”[18]西汉消灭匈奴右贤王主力占据河套地区之后,试图乘胜出击直接进攻匈奴中部大单于。汉军从定襄出发越阴山东段,进攻大单于驻地,此次战役称“阴北之战”。西汉兵锋直指九十九泉及其周边地区。

通过对匈奴的分地管理制度和汉匈之间的重大事件来考证,匈奴冒顿、老上、军臣三代极盛时期的单于庭一直在单于台即九十九泉。单于台是匈奴国政权中心和大单于的驻跸之地。

时至今日,昔日的九十九泉胜迹已经被开辟为内蒙古中西部最大的草原旅游景区,在景区不足9平方公里的高山草甸草原上分布着青松度假村、九十九泉草原度假村、草原明珠度假中心、铁骑旅游度假中心、黄花草原度假中心、天骄战车旅游中心、钦山牧场、风电草原旅游度假中心、外事旅游接待中心、绿绿旅游度假中心、白桦林旅游区、蒙古原始部落等十几家大中型旅游接待点。这些接待点都把文化定位在蒙古民俗文化上,出现微观上的文化雷同和旅游产品上的重复建设问题,引起了内部恶性竞争,造成旅游资源的破坏、资金的浪费、效益的下滑。此问题长期困扰辉腾锡勒草原旅游景区的正常发展,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对策。其实从上述研究来看,历史上九十九泉曾是匈奴帝国繁荣鼎盛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着极其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如果不是仅以蒙古民俗文化为主题,而是深入挖掘匈奴等北方多民族民俗文化,就可以在文化定位上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可以解决这种文化雷同现象和旅游产品上的重复建设问题。

 

 

 

 

 

 

注  释

[1] 班固 《汉书·地理志》 中华书局标点本 1962年 1620页

[2] 班固 《汉书·武帝纪》 中华书局标点本 1962年 189页

[3] 魏征《隋书·北狄·突厥列传》 中华书局标点本 1973年 1875页

[4] 李吉甫 《元和郡县图志》卷十四《河东道三·云州 ·云中县》 清光绪六年金陵书局刊行

[5] 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 地图出版社出版 1982年 46—47页

[6] 李吉甫 《元和郡县图志》卷十四《河东道三·云州 ·云中县》 清光绪六年金陵书局刊行

[7] 司马光 《资治通鉴·汉纪》古籍出版社1956年 676页   顾祖禹 《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四《山西六·单于台》 中华书局 2005年 2018页

[8] 司马光 《资治通鉴·汉纪》古籍出版社 1956年 676页

[9] 顾祖禹 《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四《山西六·单于台》 中华书局  2005年 2018页

[10] 乐史 《太平寰宇记》卷四十九《河东道十·云州·云中县》 清光绪八年(1882)金陵书局刊行

[11] 司马迁 《史记·匈奴列传》 中华书局标点本 1982年2891页

[12] 司马迁 《史记·匈奴列传》 中华书局标点本 1982年2891页

[13] 班固 《汉书·匈奴传》 中华书局标点本 1962年3803页

[14] 班固 《汉书·匈奴传》 中华书局标点本 1962年3803页

[15] 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 中华书局标点本 1982年2894页

[16] 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1982年2905页

[17] 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1982年2923页

[18] 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 中华书局标点本 1982年29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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