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忠义

摘要:张家口察哈尔历史文化研究，主要以清乾隆朝察哈尔都统署设置于张家口的历史事件为起点，及其近代史上国家政体发生变革或政府有重大变动时，处于汉蒙交界地带的张家口为历史承担起了重要的作用。由此对“察哈尔”名称之下的都统、特别区、行省等建制详尽记述，对所形成的张家口察哈尔文化特质，多方位做出探讨。由于区位特点，张家口察哈尔文化研究对于察哈尔民族史、部落延脉、草原文化特征等内容较少。

关键词：张家口、察哈尔都统、察哈尔行政体制、旅蒙商贸、

察哈尔文化研究内容颇为广泛，多年来内蒙古史学界对于察哈尔蒙古部落的久远历史、部落的生成及其演变有着厚实的研究成果。《察哈尔史》是一部专门史，该书论述的时间跨度有七百多年，内容丰富，堪称宏伟。另外，以内蒙古社科院、内蒙古大学、集宁师院为代表的众多研究院所，及其内蒙古各地的民间学者，已经为内蒙古察哈尔文化做出大量的学术性研究成果。

张家口的历史近有600百年，虽然其地界并未处于草原之上，但是“察哈尔”的名称及其多种关联却与张家口的历史不可分割，形成了张家口地方史上持续不断的察哈尔文化情结，关于察哈尔地域史的研究、不同历史时期国家政体对内蒙古地域治理沿革史的研究，成为史学界察哈尔文化研究整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清朝建立之后，漠南蒙古草原的察哈尔部落与张家口相接，距离京城最近。在清乾隆朝彻底完成对内外蒙古的一统之后，将原蒙古在京都统职责转移，设置察哈尔都统于张家口，派出满族官员掌控、管理察哈尔八旗，成为蒙古草原上护卫京城最近的防御体系。另有张家口为清代旅蒙商贸与中俄外贸物资的重要集散地。故此，是地位优势使得历史必然选择了张家口，才有了近二百年的张家口察哈尔文化脉络。以近代史格局分析，在清朝消亡后的国家政体变革或社会变革中，不论是八旗驻防的察哈尔都统建置演变为内属蒙古“察哈尔特别区”；还是随着民国南京政府的行政治理，设立了前所未有的“察哈尔省”；或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共两党战略格局变化时期出现各自的“察哈尔省”，等等，所发生在张家口的“察哈尔”名称变化及政体演变历史，实际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国家与地方、政府与内属蒙古民族部落治理、依存关系的一个完好见证。

本文就张家口察哈尔文化研究的宏观认识以及一些具体事件的研究为重点做出述论。以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清廷在张家口设置“察哈尔都统”的历史节点为起始点做简单梳理。

一、清代察哈尔都统建制下的相关研究

1、张家口都统设置及任职

都统，也是从一品，官阶与将军同。驻防之都统仅二人，分驻张家口与热河。张家口都统，兼辖察哈尔游牧之事，故一般称“察哈尔都统”，共有官兵一万九千多人。[1]

察哈尔都统设置于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翌年在张家口来远堡南面建都统署衙门。详查清代设置都统、副都统、将军等衙署，均以驻在地地名而定，如设置的三个都统：乌鲁木齐都统、热河都统、张家口都统。但是从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记载或以民间的称谓而言，几乎见不到“张家口都统”一说，皆以所统辖察哈尔八旗而称谓“察哈尔都统”。这种现象在清代都统建制、将军建制中独此一门，也正是张家口的察哈尔文化情结之始，即以察哈尔之名替代张家口称谓。

张家口都统、热河都统属于八旗驻防衙门，坐镇地方。清康熙十四年（1675）设有的口外游牧察哈尔八旗总管、副总管等统带，当时属在京蒙古都统兼辖。乾隆二十六年改置都统一人、副都统一人，并设置衙署在张家口。张德泽《清代国家管理机关考略》将张家口都统列为清廷对内蒙古地区的“管理民族事务的地方官员衙门”章节中。

清代历任（含署理、暂署、护理、未到任等）察哈尔都统，不同时期不同的学者依据不同的史料，做出的整理也不尽相同。李海清1993年最早做出梳理的“清代历任察哈尔都统简介表”[2] 共有84任，任职人数81位；2011年韩祥瑞梳理察哈尔都统任职计74任、72人，清嘉庆元年之后察哈尔副都统37任[3]；2014年段宏广依据《清史稿》史料做了疏证，历任察哈尔都统计有82任，任职人数为73人[4]；2014年高鸿宾依据《清实录》统计历任察哈尔都统，共计91任，任职人数81人，其中91任分为正式都统62任、都统署理等29任[5]。

2、察哈尔都统职能范围

察哈尔都统职能，乾隆二十七年皇帝曾经降旨于第二任都统巴尔品：朕惟察哈尔地方，---，宜设大员以专统辖，驻扎张家口。总管察哈尔左右两翼副都统、八旗总管，管辖满洲、蒙古官兵及张家口理事同知。---。至钱谷词讼、民间情事，俱属地方官管理，不得干预。其宣化大同二镇，附近张家口地方，亦听尔节制。---。[6]

张莉解读以上皇帝谕旨指出：就其职责，整饬武备，训练兵丁与驻防将军是一样的。但不准干预地方民事，却须管理察哈尔蒙古游牧之事及节制宣化、大同两镇绿营。[7]

闫晓雪等人对于察哈尔都统的职能，在“清代察哈尔都统职任考略”[8]一文中做了梳理：管理游牧、兼理马政；整饬武备、统帅八旗；调节纠纷、稳定地方。

张莉指出，察哈尔都统是有权使用奏折文书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的职官，并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察哈尔都统的奏折案例，做出剖析，真实的反映了察哈尔都统职责的具体实施状况，归为四项：

（1）察哈尔都统所属官员的管理：官员的任免与补选、所辖官员的军政、大计考核、都统与副都统等员的入京陛见；

（2）军队管理：挑选兵丁、操练兵丁、检阅兵器、官兵领取俸饷；

（3）牧场管理：为朝廷繁养大量马匹，有御马、驿马、官马等类。

（4）地方税务管理：地方农业（奏报雨情）、税关税收（税银动支部分贮存）、商事管理（旅蒙商票照领取查验）等；

另外其它一些书籍、文章中关于察哈尔都统职能的论述大致与以上论述无有区别。

综上所议，察哈尔都统建制并非是内属蒙古察哈尔部落及其地域的行政管理建制，属于兵民合一的准军事组织建制。清廷在组建察哈尔八旗之后，察哈尔都统主要为加强、掌控、管理内属蒙古民族部落的战斗力而设置。

3、清末察哈尔都统参与张家口商事及政务管理

察哈尔都统参与张家口的商事管理，主要查验进出关口的旅蒙商持票（理藩院发）及其货物。而随着清末朝廷推行新政，冀以维护国家商贸业利益，发布了多部律法。张家口虽然旅蒙业兴盛有二百余年，但属万全县辖制行政地位低微，商民缺乏有效的组织。察哈尔都统在朝廷颁布《商部劝办商会谕帖》[9]之后，都统诚勲上奏朝廷积极筹办，并于宣统元年正式成立“张家口商务总会”[10] ，成为直隶省内五个“商务总会”之一。作为驻地在张家口的察哈尔当值都统，其所辖职责在于蒙旗，故而对蒙旗的生死攸关有着担忧：查口内商务之盛，全赖蒙旗之互市。而蒙旗之交易，全恃土货为资生。远而乌、科、库、恰，近自内属游牧，糜不仰给于斯，情势相连、休戚相倚。---。一旦京张路竣，主客相衡，必归淘汰，商业一失，而蒙旗之困即随之，关系诚匪（非）浅鲜。是故欲保蒙旗，当先从保商入手。---。[11]

1909年京张铁路即将竣工全线通车之前，究竟会给蒙旗牧民带来哪些商事利益或忧虑，都统诚勲一时难以辨清。

 光绪三十四年（1908），都统诚勋呈请朝廷自开张家口为商埠，又有着比较积极地看法：京张一轨来岁即通，京张之告成，张库之起点也，京张通而东南之商货由江汉可直抵西北。张库通而西北货由库恰可直输东南。今张库之路犹为尽通，各国官商游历於蒙境者已踵相接。将来西北之繁盛当百倍於内地各口岸。[12]

清末时期，察哈尔都统建制将近有着150年的历史，随着形势的变革与需求，时任都统不但具体组织成立了“张家口商务总会”，并且对于张家口在清末时期的城市地位提出了自行开埠、设置行省的奏呈。都统职能的变化对于张家口城市地位与商贸业局面产生了积极影响，形成了清末时期张家口察哈尔文化的又一个历史情结。

4、察哈尔都统署建筑物体旧址及其附近街巷

位于张家口老城区的察哈尔都统署旧址是清代遗存的唯一都统署建筑物体，从2012年7月开始修缮，至2014年9月竣工，总投资为三千万元。都统署旧址整体面积共有四千多平方米，文物建筑面积为二千余平方米，旧址现存为四进院落，其规制布局严谨庄重恢弘。

察哈尔都统署的旧址遗存，给予了张家口民众二百多年的回忆空间与实证。在清中后期的一百五十年间，张家口长城大境门内、来远堡周围，留存有都统体制而繁衍下来的街巷名称：上蒙古营、下蒙古营、黄旗院、左司巷、军械库等，[13] 成为了察哈尔蒙古八旗及都统建制留存于张家口老城区内的活化石。真切的形成了张家口察哈尔文化的情结之三。

二、以“察哈尔”立名的行省建制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后，1912年至1952年四十年时间内，张家口地界上发生了六次政局变革，以“察哈尔”立名的行政建置有七个：北京政府设察哈尔特别区、南京政府新设察哈尔省、日人侵占期间伪察（哈尔）南自治政府及察南政厅、八路军晋察冀边区委员会设新察哈尔省、南京政府傅作义部恢复国民政府察哈尔省、华北人民政府恢复原晋察冀边区察哈尔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察哈尔省。

1、察哈尔特别区

以北洋军阀为主体执政的北京政府，对于少数民族地域的行政建制多以“特别区”划分。1913年设立察哈尔特别区，最高长官继续沿用察哈尔都统称谓，都统治所仍在清代遗留的察哈尔都统署。察哈尔特别区行政辖区不包含张家口城区，张家口仍属万全县所辖，1914年万全县衙迁址在张家口堡内。《万全县志》记述：察哈尔都统向驻张垣管理蒙旗一切事务，民国二年改为特别区，一时区治无相当地点，仍借治张垣，虽屡议迁治，迄今未果。[14] 另有樊永贞指出：有一点需要指出，当时的称呼是“特别区”，不是“特别行政区”，--，将其称为“特别行政区”的说法欠妥。[15]

李海清1993年梳理察哈尔特别区任职都统（含署理、护理）共有14任、13人；[16] 陈志新1996年重新整理民国时期察哈尔主政者史料,其中察哈尔都统任职者有16人；[17] 2011年韩祥瑞统计都统共有15任、13人；[18] 2014年高鸿宾梳理察哈尔特别区历任都统共有18任、16人；[19] 闫晓雪等人在“北洋时期察哈尔都统考略”文章中介绍了钱实甫《北洋政府职官年表》记述的察哈尔历任都统共有10位。[20] 对于北京政府期间历任察哈尔都统的统计，不同的学者所利用的史料不同，归纳统计方法不同，结果仍然有较大差别。

对于察哈尔特别区的研究，闫晓雪等人“北洋时期察哈尔都统考略”对于察哈尔都统之设置、都统之职能、都统之作用依据相关史料做出比较详尽的阐述。察哈尔特别区历任都统为北洋各系军阀，轮番进驻张家口，各自任职时间较短。时任都统有做出贡献者，也有所属队伍哗变抢掠焚烧商家者。[21]

皖係军阀田中玉任察哈尔都统时间计有三年，为最长任职都统。期间时逢张库旅蒙商贸再次復兴时期。列举其任职几事：“1916年9月5日，时任察哈尔都统田中玉训令兴和道尹、财政厅、垦务总局，决定成立兴业银行筹备处；[22]；1918年，张家口成立大成汽车公司申请运营张库公路，遇到阻力时“察哈尔都统田中玉为此密电交通部，催促迅速批准大成公司运营，以免外商觊觎，失去张库汽车运输的路权。”[23] 1918年都统田中玉，再次向国务院呈奏“张家口开埠请接续进行，以兴实业而保利权等”，[24] 并于1918年底最终完成张家口自辟商埠事宜。

察哈尔特别区都统官职高于万全县知事，张家口城区虽不在其辖治区域，但是衙署借驻在张家口，插手张家口城区的一些重要事务成为其例行公务，必然会引起与直隶省的矛盾。如张家口自闢商埠事宜，曾经由国务会议议定职权所属。（另文述论）

2、南京政府设置察哈尔省

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新设察哈尔省建制，张家口为省会，其行政地位提升。这也是张家口自清乾隆朝设置察哈尔都统近170年之后成为直接辖属于“察哈尔”名称之下的行政地界。

1928至1937年，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在张家口任职者计有11任、10人，日寇占领张家口后仍有4任属于流亡政府在外地。[25] 察哈尔省历任主席力求图治，1934年前后宋哲元主政，此间监修了《察哈尔省通志》、重修民国版的《万全县志》、编纂了《张家口商会年鉴》。该三部志书、年鉴成为了研究察哈尔省地域、万全县、张家口工商业等方面近代史非常珍贵的典籍，其《察哈尔省通志》、《张家口商会年鉴》成为绝版。

1933年察哈尔同盟军打响关内抗日第一枪，《察哈尔省通志》最早详尽的记录了战役状况。《张家口文史资料》等地方性内部刊物共有几十篇回忆或记述抗日同盟军察哈尔抗战的文章。外地学者论文以学术角度解读察哈尔抗战，如：“中共与察哈尔抗战”[26]、“蒋介石与察哈尔抗战”[27]、“冯玉祥与察哈尔抗日”、[28]等多篇文章。[29]

王英维“察哈尔抗战综述”一文，对于国内史学界研究察哈尔抗战做出了汇总评述。[30]

 3、1945年9月之后国共两党各自治下的察哈尔省

 1945年8月23日八路军光复被日伪政权统治了八年的张家口，民间俗称“第一次解放”。晋察冀边区委员会及晋察冀军区进驻张家口城区。1945年11月2日至6日召开察哈尔省人民代表会议，选举出共产党领导下的察哈尔省政府，省会为宣化。[31] 此间共产党领导下的察哈尔省张家口城区，聚集了众多的文化、文艺各界人士，推动着这个省会级城市的文化活动与建设，期间出版了,《新察哈尔报》、《时代青年》、《北方文化》、《妇女时代》、《长城》、《教育阵地》等多种报纸杂志。近些年张家口察哈尔文化研究方面称之为“红色察哈尔”时期。

1946年10月，国民党傅作义部队占领张家口、宣化等地，恢复抗日战争之前的察哈尔省建制，张家口仍为省会。1948年12月底，张家口解放，俗称“二次解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成立之前，恢复民主察哈尔省政府，张家口为省会。

张家口历史上为战略要地，在国共两党战略格局发生扭转的重要历史时期，分别成立或恢复察哈尔省。“察哈尔”之名称不分党派均被采用，成为张家口解放战争史、中国近代地域行政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故此，“察哈尔”在张家口民众心目中成为张家口的代名词，延脉有序一直流传至今。

结语 张家口察哈尔文化研究会成立于2014年，张家口察哈尔文化陈列馆开馆于2015年，察哈尔都统署旧址陈列馆开馆于2016年。近些年张家口相关部门重新刊印了《察哈尔省通志》，张家口察哈尔文化研究会编著有《近代察哈尔社会变迁研究从书（六册本）》、《察哈尔文化研究论文集》已出版三辑，2016年张家口察哈尔文化研究会考察清乾隆朝察哈尔八旗西迁新疆后的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017年8月张家口学者高鸿宾辑纂《清实录（察哈尔卷）》，等等。

二十多年来，张家口察哈尔文化研究有着独立的研究方向和地域特色，形成了专题学术性研究与地方文史资料相结合、专家学者与文史爱好者相结合的氛围，为研究清史及近代史国家政体对内蒙古地域治理、管理沿革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张家口的“察哈尔文化”是一种割舍不断的历史情结，他是张家口的一张名片。今后需要研究与传承并重，与内蒙古察哈尔文化研究相互支持，共同提升察哈尔文化研究的深度、广度。 

作者：常忠义（1951--）河北大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张家口察哈尔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张家口抡才书院文化顾问

二〇一七年九月

注释

[1]、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第236页。

[2]、张家口政协文史委《张家口市文史资料（23辑）》1993.6出版，第35-42页。

[3]、张家口历史文化研究会《张家口历史文化研究》10期，“察哈尔都统署新编（上）”137-162页。

[4]、张家口察哈尔文化研究会《察哈尔文化研究论文集2014年》，“清代口北三厅与察哈尔设置疏证考略”，第173-175页。

[5]、张家口察哈尔文化研究会《察哈尔文化研究论文集2014年》，“察哈尔都统署的前世今生（附表1）”，第210-214页。

[6]、张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处研究员，2014年张家口演讲稿，《察哈尔文化研究论文集2014》，第57页。

[7]、同上

[8]、闫晓雪等，《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科版）》2014年2月，第30卷第1 期。

[9]、天津社科院《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第28-29页。

[10]、本人拙作“张家口近代商会始建及演变”，待刊。

[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录副奏折04-01-01-0971-041。

[12]、清光绪34年6月18日《政治官报-奏折类258号第4-6页》

[13]、河北省张家口地名办公室《张家口市地名资料汇编》，1984年7月，第435-437页。

[14]、张家口档案馆藏，察哈尔省万全县志编修馆编纂，刘必达监修，任守恭总纂《万全县志-沿革（民国二十五年）》。

[15]、《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3月，第34卷第1期，“察哈尔右翼四旗沿革详考”。

[16]、张家口市政协文史委、中共张家口党史研究室编《张家口文史资料第23辑-察哈尔纪事特辑》1993.06，第392-394页。

[17]、张家口市政协文史委《张家口文史资料28-29辑合刊》1996.03，“民国时期的察哈尔都统与主席”。

[18]、张家口历史文化研究会《张家口历史文化研究10期》2011年，“察哈尔都统署史料新编（上）”，第162-178页。

[19]、张家口察哈尔文化研究会《察哈尔文化研究论文集2014》215-217页，“北洋政府时期历任察哈尔特别行政区都统年表”。

[20]、《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14年4月，第30卷第2期。

[21]、张家口政协文史委《张家口文史资料1-3辑合订本》1985.09，勾瑞文“十一.十九兵乱始末”。

[22]、牛敬忠“察哈尔兴业银行始末”，《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6年7月，第37卷第4期65-66页。

[23]、毕奥南等“大成公司与张家口至库伦之现代交通变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9月，第24卷第3期85页。

[24]、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03-17-003-02-011-01、02、03，“请查復去年（1917）11月间曾否接有察哈尔田都统关于开辟张家口商埠咨文由”。

[25]、张家口察哈尔文化研究会《察哈尔文化研究论文集2014》，“察哈尔都统署的前世今生”第218-219页。

[26]、贾熟村，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

[27]、曾芬，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5月。

[28]、王向英等，河北政法学院副教授，《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4年3月，第25卷第2期。

[29]、有：贾熟村“对察哈尔抗张的再思考”“对察哈尔抗战的考察”、王晓荣“李烈钧与察哈尔抗日”、王英维“孙殿英与察哈尔抗战”“察哈尔抗战失败原因论述”。

[30]、王英维，集宁师范学院副教授，《沧桑》2013.01。

[31]、颜诚“察哈尔省民主政府”，《察哈尔文化研究会特刊》201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