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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传统宫廷乐曲——阿斯尔

阿斯尔,又称阿萨尔,是蒙古族传统的器乐曲,流行于锡林郭勒盟及乌兰察布市南部察哈尔地区。这种器乐曲常用马头琴、笛子、四胡、三弦、雅托嘎(蒙古古筝)潮尔等乐器合奏或独奏。每逢节日、婚礼、宴会、庆功等欢庆的场面,察哈尔蒙古人都会以饱满的热情和高超的技艺来演奏阿斯尔,体现族人豪放、忠厚的内心世界和幸福美好的游牧生活。

据学者研究,阿斯尔产生于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军第一次西征凯旋归来时叫做毕西尔图的艺人就创作了一首庆典歌曲《可汗阿斯尔》。同一时期流行的阿斯尔还有《英雄阿萨尔》和《锦绣阿萨尔》,分别由作曲家额尔德尼和格日勒所创。还有一些研究者经过多年探究后认为,阿斯尔是由传说中的元代 《大汗白马群歌》(后来被改编为《牧马歌》演变而来的。学界虽然在阿斯尔的起源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但多数研究者认为阿斯尔是元代和北元时期蒙古宫廷音乐主要曲目之一,既可以演唱,也可以用来合奏。它后来传人清朝皇宫,其间又流传到民间,以器乐曲的形式被保存下来。直到现在,阿斯尔依然是察哈尔地区家喻户晓的器乐曲。近年来,随着一些研究团体对阿斯尔的挖掘和开发,这一传统的察哈尔音乐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恢复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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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阿斯尔名称的由来

阿斯尔是察哈尔蒙古部特有的丝竹乐曲。在众多的蒙古部落中,唯有察哈尔部有传统的丝竹乐曲阿斯尔。对于“阿斯尔”这一名称的由来,目前有以下几种主要观点:一是认为它来自程度副词asuru(阿苏茹非常,甚,很,极),而且这种解释已经出现在某些辞书中。二是有的学者虽然把阿斯尔写成“阿萨尔”《也标为ASAR),但解释为“崇高,崇尚,伟大”之意。三是认为阿斯尔是由蒙元时期的宫廷器乐曲转化而来,因其在有阿斯尔(阿斯尔——楼阁)的地方演奏故名阿斯尔。  

从以上前两种观点分析,首先,从蒙古语言学角度讲,阿苏茹(ASURU)一词在蒙古语中是程度副词,加在形容词或动词前面表示加强行为状态程度的附加意义,而且它在蒙古语中并不是多义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产生程度副词以外的其他含义。用这样本身没有实词意义的虚词来给具体事物乐曲起名,既不合乎语言中用实词来命名具体事物的普遍规律,也有悖于蒙古语专有名词应具有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显而易见,以上第一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其次,在从古至今的蒙古语各类文献和现代蒙古语中,阿萨尔(ASAR)一词均无“崇高,崇尚,伟大” 等词义,所以上述第二种解释尚缺乏有力佐证的支持。

据《元史》乐志记载,成吉思汗灭王罕,破西夏,他就想到官中需要奏乐庆贺。当时蒙古草原并无用砖瓦木材建造的楼阁,成吉思汗的汗官就设在一顶大毡房或大帐篷里。蒙古军队每逢凯旋归来,大型庆典活动就在成吉思汗的汗宫里举行。元至正年代,世祖忽必烈每年盛夏都要到元上都避暑。那时候宫中设大乐署,专管大汗宫廷的乐队和乐谱、人员编制和乐器配备,让宋朝降臣施德仲审校音律,组织乐工在大汗官中奏燕乐。而当时蒙古族乐工们用的是“曲线谱”。同器乐曲同台演唱的曲子叫“蒙古护卫绰克诨歌”。据文献记载,上都城内的皇宫由许多楼阁组成,而且其规模之大、装潢之豪华,让来自西方的马可·波罗都感到十分震惊。

由此可知,无论是在成吉思汗时期的蒙古帝国还是在世祖忽必烈缔造的大元朝,乐手们和歌手们先是在作为皇宫的大帐篷,后来在拥有楼阁的宫殿里奏乐演唱,而他们演唱的歌曲则形成为专属宫廷中的音乐,其中部分歌曲后来在流传过程中演变为器乐曲阿斯尔。源于蒙古宫廷音乐的阿斯尔之所以冠以这种名称,就是因为阿斯尔最初在叫做阿斯尔(ASAR)的“大帐篷”或“拥有楼阁的宫殿”里演唱和演奏,故被命名为“阿斯尔"(AS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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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阿斯尔的传承与发展

在蒙元时期的蒙古族宫廷音乐中.阿斯尔是最为流行的曲目。1368年元朝虽被推翻,汗延退回北方草原,但蒙古人把自己的宫廷音乐完整地带回草原,宫廷里的那些庆典歌曲和器乐曲被北元大汗驻帐的中央直属万户察哈尔万户——察哈尔万户所传承。 据《明英宗英录》载,正统八年(1443年)初,明廷赠给蒙古可汗脱脱不花“花框鼓、鞭鼓各一面,琵琶、火拨思、胡琴等乐器”。可见,脱脱不花岱总汗作为第一位君临察哈尔的北元大汗,他不仅恢复了元朝的统治机构,而且也恢复了宫廷礼乐制度。据研究,《大汗白马群歌》《白翎雀》《八部音》《牧马歌》《三恩》等,是早期流行的阿斯尔,或是阿斯尔的渊源。阿斯尔不仅通过自身的音乐语言向听众倾诉精神境界,而且还可以通过伴奏(如伴舞、伴唱)显示自身的艺术感染力。所以在演奏阿斯尔时,常常会有伴舞,以烘托气氛,增加美感。

1635年北元灭亡,其宫廷乐谱、乐工、乐器悉数被后金获取,阿斯尔遂被清王朝列为燕乐,虽然加进了一些新的元素,但是没有更多实质性的变化。然而尽管阿斯尔被清朝锁进了皇宫禁地,但在蒙古地区并没有完全失传.特别是从清朝中后期开始阿斯尔音乐又在察哈尔地区普遍流行起来。这是由于蒙古宫廷音乐本身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也因清王朝腐败而松懈对察哈尔部的文化管制的结果。从布尔尼亲王所属察哈尔札萨克旗,到后来的察哈尔十二旗群,察哈尔地区的总管、佐领等官员贵族甚至一些富裕牧户等,设宴时也都仿照官廷演奏阿斯尔,从而使阿斯尔得到了普及。察哈尔地区的艺人除了演奏传统的阿斯尔曲调外,还创作出了许多新的阿斯尔乐曲来,其中包括察哈尔八旗阿斯尔,即《正黄旗阿斯尔》《镶黄旗阿斯尔》《正白旗阿斯尔》《镶白旗阿斯尔》《正蓝旗阿斯尔》《正红旗阿斯尔》《镶红旗阿斯尔》和《镶蓝旗阿斯尔》。除了察哈尔八旗均有阿斯尔外,察哈尔四个牧群(旗)里的各群也创作出了各自的阿斯尔,如《明安阿斯尔》《阿都沁阿斯尔》《太仆寺阿斯尔》《苏鲁克阿斯尔》,等等。这些阿斯尔都有不同调式的变奏曲。据不完全统计,现已收集到的阿斯尔曲谱有47种。北元中兴时期,苏尼特、乌珠穆沁、阿巴嘎、浩齐特、克什克腾、奈曼等各部都曾属于察哈尔万户。因此,这些札萨克旗的民间艺人也会演奏阿斯尔,而且有些旗的王府曾有专门的乐队来演奏阿斯尔。如在20纪30年代,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王府中就有专门的乐队演奏阿斯尔乐曲,并把《巴布尔阿斯尔)更名为《德王阿斯尔》。有人认为,流行于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器乐曲《八音》,实际上就是《巴布尔阿斯尔》。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的文艺工作者们将阿斯尔乐曲作为大型晚会的开场音乐,在北京汇演中获得了巨大成功。20世纪80年代,锡林郭勒盟马头琴演奏家扎丹巴创作了《乌珠穆沁阿斯尔》。进人21世纪后,经中国文联民间文艺家协会批准锡林郭勒盟镶黄旗被确定为“中国阿斯尔音乐传承基地”。经国务院文化部批准,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被命名为“中国阿斯尔音乐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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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说唱《江格尔》的民间艺人叫做”江格尔齐”,演奏阿斯尔的艺术家被称为“阿斯尔沁”。过去在察哈尔及其周边地区涌现出了许许多多闻名遐迩的阿斯尔沁,其中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著名阿斯尔沁有:商都镶黄旗的仁钦(总管)、官布道尔吉、道尔吉仁钦、吉木彦苏荣、官布扎布、达·桑宝、高·青格勒图,正黄旗的宁布,巴格喜格根、敖其尔,正蓝旗的玛克斯尔扎布、巴布道尔吉、巴图苏和,正白旗的哈拉金古鲁格,苏尼特右旗的扎木苏以及阿巴嘎、阿巴哈纳尔等地的萨仁格日勒、巴拉根、马岱、马希巴图阿格旺沙日布等。

三、阿斯尔的艺术风格

(一)阿斯尔的音调风格

阿斯尔乐曲全部采用2/4拍的变奏曲式,节奏欢快、活泼,音调流畅、凝练,以短小精悍的主部主题经过多次变奏而成。调式以民族五声调式中的宫调式(宫调式以明亮开阔为特色)、羽调式(羽调式以暗谈柔和为特色)和徵调式为主。旋律起伏跌宕、节奏清晰明快、音域大都在12度以内。全曲由2-3个段落组成,并有两个高潮,节奏型集中在四分八分前十六、后十六及十六分音符的范围,紧紧围绕调式主音形成调式色彩非常鲜明的蒙古族宫廷器乐合奏曲风格。

(二)阿斯尔的演奏风格与技巧

阿斯尔在旋律形态和结构上以变奏为主,以最具代表性的《阿都沁阿斯尔》为例,这首乐曲变调非常丰富.至少有六种曲调变化。其中第一种为原调,蒙古语叫“依佳古日·阿依”,汉意为“原始曲”;第二种变调,称“韵律阿斯尔”;第三种变调.蒙古语叫“努古拉·呼格”,汉意为“曲折调”;第四种变调,蒙古语叫“羽德贝·呼格”,汉意为“羽调”;第五种变调,蒙古语叫“索勒盖·呼格”,汉意为“反调”;第六种变调,蒙古语叫“查干·呼格”,汉意为“正调”或“宫调”等。无论怎样变奏,其基本素材和音调风格是相同的。

阿斯尔的变调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毕图·呼格”,汉意为“闭合调”,是阿斯尔常用的变调方法之一。由于过去的蒙古族演奏家没有现在这种校音器,所有的弦乐和弹拨乐以横笛作为标准来定音。以四胡为例,定弦如果是G=1,[5: 2]演奏时不拉空弦,所演奏的音符中遇有[5]音或[2]音,也要另改指法。这种演奏法把原调普遍提高度,曲调当然也就有变动了。

“哈交·杜日波”也是常用的变调方法之一。这种方法用于“上四眼”定弦,将笛子紧挨笛膜孔的四个孔眼按住,吹出的音就是这个笛子的[1]音。如果这个笛子是G调的,那么这个[1]音就是G调的[1]音。因为这四个孔在笛膜孔旁边,蒙古语称其为“哈交”,而“杜日波”在蒙古语中的意思是“四”,因此把这种变调叫做“哈交·杜日波”,汉意为“边四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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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种变调方法把原调改变了,但调式结构没有变,是蒙古族演奏家用于变调的基本方法。

阿斯尔被清王朝作为宫廷燕乐利用了200多年,宫廷里的乐工们也进行了变曲、变调。如(阿都沁阿斯尔)的花调演奏法和羽调演突法可能是他们的杰作。此外还有“索勒盖。呼格”(反调)和“查干。呼格”(正调)两种变调法,可能是清朝中、晚期蒙古族乐师们将兄弟民族的变调法吸收进来的变调法。京剧有反板、平板之说,“索勒盖,呼格”与“反板”,“查干。呼格”与“平板”,在技巧上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藏传佛教从16世纪末开始传入蒙古高原,随之而来的是佛教寺庙的大量兴建和佛教文化的盛行。清代以至民国时期,宗教音乐在蒙古地方的寺庙里得到普及和发展。宗教音乐多以口授,少用记谱,个别寺庙用工尺谱,过去在每一座大型寺庙里都有管理佛教音乐的专职喇嘛——“劳本喇嘛”。“劳本”一词来源于梵语,经藏语借人蒙古语,在蒙古书面语中写成lobang,专指寺院里掌管诵经和佛乐的喇嘛职务。清朝雍正年间,察哈尔有一位劳本喇嘛将阿斯尔的曲调加以规范,在元代五音“宫、商、角、徵、羽”的基础上,利用寺庙里的记谱法创造了一套变曲、变调法,后人称其为“劳本喇嘛·呼格”。请代寺庙乐手的变调法,对阿斯尔的传承和弘扬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经过变调后的阿斯尔,更具有灵活性,便于舞蹈伴奏。

20世纪50年代,内蒙古歌舞团的桑都仍、高·青格勒图、特木勒、朝鲁等艺术家根据马头琴、三强、蒙古四胡等不同乐器各自的性能特点,科学地确定了演奏阿斯尔的调性。经过长期的发展和完善,现今的阿斯尔乐曲在演奏风格与技巧上有了既规范又成熟的整套技法。 如乐器的性能、乐器的数量乐手的演奏水平以及配器方面都有了根大的提高,

四、广为流传的几首阿斯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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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阿都沁阿斯尔》

在察哈尔蒙古族宫廷歌舞中,以表现马背生活为题材的歌舞非常多。至元年代,元上都近郊有皇家白马群,宫中的乐师们为此专门创作了宫廷歌曲《大汗白马群歌》(清朝时被改编成《牧马歌》)。在这首歌曲的伴唱、伴奏下,跳官廷舞蹈,是宫中娱乐生活中的一大内容。《大汗白马群歌》一般用于武舞。据学者研究,这首曲后来在民间演变成了器乐曲《阿都沁阿斯尔》。这首器乐曲在察哈尔地区流行时间长、地域广,深受人们的喜爱。尤其是在商都马群旗,它是男女老少都会哼唱、演奏的曲子。传说商都马群旗仁沁(1876—1899年曾任商都马群旗总管)用马头琴演奏的《阿都沁阿斯尔》,听起来就像骏马在嘶鸣。它取材于牧马生活,表现的是马儿奔跑的情景。由于骏马在奔驰时会表现出不同的体态和节奏,所以在曲调中就反映出了走马奔驰、跑马飞跃、万马奔腾等多种艺术特点。这些特点是通过曲子的旋律、节奏、音型来表达的,细腻而惟妙惟肖.同时具有粗犷、奔放的基调。

《阿都沁阿斯尔)是D大调曲子,主音是[5]。原曲是单一部曲式,后来的发展相当复杂,有12种曲调之多,其中有⑥种是根据原曲通过特定的变调方法(如简调、上四眼、花调、劳本喇嘛变调法)衍生出来的。其他6种曲子是通过移调甚至根据个人爱好,或流行时的误传而形成的曲子,在(阿都沁阿斯尔》众多的变奏曲中,《宫调阿斯尔》(又称(正调阿斯尔)蒙古语称《查干阿斯尔》)《反调阿斯尔》(蒙古语称《索勒盖阿斯尔)和《羽调阿斯尔》(蒙古语称《羽得贝阿斯尔》最为盛行。在右翼察哈尔旗群流行的另一种变奏曲则是《花调阿斯尔》。

(二)《白翎雀》

《白翎省》是蒙古族宫廷音乐中一首比较古老而经典的大型曲子。据元末陶宗仪著《南村辍耕录》中记载,这首曲子是至元初期,大乐署的硕德闾根据忽必烈大汗的旨意,深入到大草原,亲聆白翎雀的欢叫歌唱而创作的。它用于宫廷舞伴奏,也可以用来合奏或独奏.描述的是一群快乐的白翎雀翱翔于蓝天然后又栖身于树上的巢穴,隐喻表达了在京城称帝的忽必烈思念家乡的心情。后来,这首器乐曲在其流行过程中传遍全国各地,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文化遗产。

《南村辍耕录》中写道:“答刺,谓之白翎雀者,双手弹。”这里所说“答刺”,实为蒙古语“答刺何勒特”之简写。“答刺何勒特”,蒙古文书写为dalang heltu,意为“会70种话语的鸟”。

清末,《白翎雀》从宫廷流传到民间,在察哈尔地区,特别是在原明安旗广为流行。2009年8月,在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举行的阿斯尔演奏比赛中,有好几个参赛队演奏《白翎雀》,其中有的参赛队把它报成是《羽调阿斯尔》。当然,《白翎雀》有别于《羽调阿斯尔》,二者并非同曲目,不能混淆。但从中可以知道,《白翎雀》作为一种阿斯尔音乐在察哈尔地区流传至今。

《白翎雀》以[6]作主音,全曲属单二部曲式,两个乐段,94个小节构成,另有间楔曲9小节。根据五声调式理论,它属于羽调式。

(三)《巴布尔阿斯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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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巴布尔阿斯尔》,在民间有这样个传说:在一代巾帼英雄满都海夫人的铺佐下,巴图蒙克达延汗最终统一了蒙古诸都,并分设6个万户。大汗自己驻帐于察哈尔万户,并派二儿子乌鲁斯博罗特到右翼三万户任济农。对此,右翼三万户的封建主们大为不满。于是他们联合起来哗变,射杀了乌鲁斯博罗特。听到这个噩耗以后,巴图蒙克达延汗率领大军去镇压叛乱,在翁贡山(大青山)同右翼叛乱分子决一死战,最终取得了胜利。达延汗凯旋之后,在大汗官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宴会。汗宫乐师们专门为此创作了一首器乐曲,即《巴布尔阿斯尔》。根据这一传说,有人说《巴布尔阿斯尔》之“巴布尔”(蒙古文写为babur)一词是由“巴图蒙克”词首音节“巴”和代词“布尔”(蒙古文写作bur,意为“全部”)合成的,表示“巴图蒙克达延汗统一了整个蒙古”。也有人说“巴布尔”一词来源于汉语的“八部”,指的是北元大汗所统领的察哈尔八部。

《巴布尔阿斯尔》主音为[5],含有半音[7]是该阿斯尔有别于上述两种阿斯尔的主要特点。它表达了达延汗听到丧子噩耗的悲痛与大战归来时的心情,最后几节表现出欢乐、明快的情调,描写出了平息叛乱之战大获全胜的场景。

《巴布尔阿斯尔》在察哈尔地区特别是在右翼察哈尔很流行。20世纪30年代,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德穆楚克栋鲁普王府中有专门的乐队演奏各种阿斯尔。德王特别欣赏《巴布尔阿斯尔》,并把它更名为《德王阿斯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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