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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朝察哈尔都统任职概况及其历史功绩

张懿德

摘要:察哈尔都统是清朝中央政府于乾隆二十六年设立的,以管理察哈尔八旗及相关地方军政事务为主要职责的官职机构,其管辖地域广大,地位尊崇。乾隆朝察哈尔都统作为第一批任该官职的官员,他们在清代历任察哈尔都统中无疑具有更为特殊的历史地位和意义。乾隆朝察哈尔都统共十任,计八人,其中有一人多次任职的情况,也存在署理的现象。乾隆朝察哈尔都统见证并参与了察哈尔都统从设立到进一步发展完善的过程,他们在完善地方管理、赈恤察地军民以及支援边防建设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历史功绩卓著。

 

关键词:察哈尔都统;乾隆朝;任职概况;历史功绩

 

察哈尔都统又称张家口都统,是清朝中央政府为管理察哈尔地方所设置的重要官职机构,也是清朝统治者在察哈尔地方实行的重要管理制度。察哈尔都统设立于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它是清代军府制体系的组成部分,其辖区大约在东经112°到116.3°,北纬41°到43°,东接热河围场和克什克腾,西连归化城土默特,南和山西、直隶交界,北与苏尼特及四子部落毗连。大体相当于今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前、中、后三旗,卓资县、商都县、化德县、丰镇市、凉城县、兴和县和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正镶白旗、镶黄旗、太仆寺旗、多伦县以及河北省张家口及辖区内的张北县、康保县、尚义县、沽源县等县区的一部分,其中包含察哈尔八旗驻牧地以及清朝政府直属的几大牧厂,[1]地域范围十分广大。察哈尔都统品秩尊崇,为武职从一品,与驻防将军等同。乾隆朝察哈尔都统是第一批担任该职的官员,他们见证了察哈尔都统这一制度从乾隆中期初创到乾隆后期逐步完善成型的漫长过程,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乾隆朝历任察哈尔都统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因此,对于乾隆朝察哈尔都统任职概况与历史功绩的研究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另一方面,当前学界对察哈尔相关历史的研究虽成果丰硕,但对与察哈尔都统相关历史问题的研究却较为笼统。察哈尔都统的相关历史作为察哈尔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引起学界重视,本文以乾隆朝察哈尔都统相关问题为切入点,力求对于这一问题有更为客观地认识,同时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乾隆朝察哈尔都统任职概况

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十一月,清廷设立察哈尔都统开始,直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九月察哈尔都统乌尔图纳逊补任绥远将军,其察哈尔都统员缺由博兴补授[2],察哈尔都统这一官职在乾隆朝历经三十四载。由于乌尔图纳逊之后的博兴虽于乾隆年间接任察哈尔都统,但其离职时间是在嘉庆六年(1801年)十二月,在任时间以嘉庆年间为主,故不纳入本文的研究范围。因此,本节所述的察哈尔都统群体涉及十任,计八人。现根据《清高宗实录》、《清史稿》中的《高宗本纪》和《疆臣年表》内关于察哈尔都统的记载制成如下表格,以求更为清楚的展现乾隆朝察哈尔都统职任次序及任职时间。

 

表一:乾隆朝察哈尔都统任职概况表[3] 

任次

都统

任职时间

离职时间

任职期限

第一任

嵩椿

乾隆二十六年(1761)十一月

乾隆二十七年(1762)五月

七个月

第二任

巴尔品

乾隆二十七年(1762)五月

乾隆三十一年(1766)九月

四年零四个月

第三任

安泰

乾隆三十一年(1766)九月

乾隆三十三年(1768)三月

一年零五个月

第四任

巴禄

乾隆三十三年(1768)三月

乾隆三十五年(1770)十二月

两年零九个月

第五任

常青(常清)

乾隆三十五年(1770)十二月

乾隆四十七年(1782)十二月

十二年

第六任

乌尔图纳逊

乾隆四十七年(1782)十二月

乾隆四十九年(1784)六月

一年半

第七任

集福(积福)

乾隆四十九年(1784)六月[4]

乾隆四十九年(1784)九月

三个月

第八任

乌尔图纳逊

乾隆四十九年(1784)九月

乾隆五十四年(1789)十月

五年零一个月

第九任

保泰(俘习浑)

乾隆五十四年(1789)十月

乾隆五十五年(1790)八月

十个月

第十任

乌尔图纳逊

乾隆五十五年(1790)八月

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

五年零一个月

 此表中需要说明的是,乾隆朝察哈尔都统也出现了署理的特殊情况。第九任察哈尔都统保泰迁任驻藏大臣之后,乾隆帝任命时任喀喇沙尔办事大臣的乌尔图纳逊为署理察哈尔都统,《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八月,“保泰现遣赴藏办事,所遗员缺著乌尔图纳逊署理,德勒克扎布仍以头等侍卫前往喀喇沙尔办事,俟德勒克扎布到任后乌尔图纳逊再行交代前来。”[5]喀喇沙尔地处新疆,与察哈尔都统所驻之地相距遥远,而且上谕中明令乌尔图纳逊要等新任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德勒克扎布到任后才能赴任,因此从乾隆帝任命到乌尔图纳逊到任,这其中间隔的时间应该不短,这一时期是由时任察哈尔副都统观明负责察哈尔都统日常事务的处理。如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九月,观明因独石口驻防兵丁房屋破败,请旨朝廷加盖房屋一事,乾隆帝并未同意,并斥责观明“系以副都统署都统事务,前既不同保泰具奏,今又不候乌尔图纳逊,自行专摺具奏无非见好沽名”,[6]这一史料正是观明在这一时期负责察哈尔都统日常事务处理的有力佐证。实际上,这一现象的出现在史籍中确实有据可查,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的敕谕中就明确记载:“各省将军等遇有升迁调补及缘事离位,其本城副都统有在任年深者,即

署理将军印务。”[7]察哈尔都统在清代军事驻防体系中与八旗驻防将军基本等同,因此乾隆帝此敕谕对于察哈尔都统应同样适用。

尽管观明这一时期虽实际上负责察哈尔都统日常事务的处理,但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能称之为署理察哈尔都统,因为乌尔图纳逊已被任命为署理察哈尔都统,观明可以说是有实无名,只是临时的措施,而且观明负责察哈尔都统事务的时间很短,所以上表中并没有收录观明的任职状况,而是都归入乌尔图纳逊的任职时间之中,这样更为合理。乌尔图纳逊上任后,其身份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署理察哈尔都统,直到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十月,《清高宗实录》中才有“察哈尔都统乌尔图纳逊”这种十分明确的记载,[8]这表明乌尔图纳逊由署理察哈尔都统改为实授,而且结合实录中关于乌尔图纳逊任职察哈尔都统的其他记载,基本可以确定乌尔图纳逊的察哈尔都统官职应为实授。因为乌尔图纳逊署理察哈尔都统时间较短,也就是一年左右,只占其第三次就任察哈尔都统五年任期的五分之一,因此将上表中乌尔图纳逊署理察哈尔都统与实授察哈尔都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更体现出乌尔图纳逊任职的整体性和连续性,更便于研究。

    乾隆朝察哈尔都统绝大多数均为实授,署理的现象极为个别,严格来说,乾隆朝署理察哈尔都统仅乌尔图纳逊一例,且之后很快转成实授,这体现出乾隆朝察哈尔都统任职的稳定,同时体现出清廷对这一地区统治的重视。

二、乾隆朝察哈尔都统历史功绩

乾隆朝历任察哈尔都统不仅是察哈尔都统制度从无到有,从创立到逐步完善的亲历者和实践者,还是致力于促进察哈尔地方发展的领导者和决策者,同时,乾隆朝察哈尔都统在支援边防建设方面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因此,他们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

(一)完善地方管理

察哈尔都统的设立可以视为清朝统治者对于察哈尔地区旧有管理制度的一次深刻变革。乾隆朝历任察哈尔都统在完善地方管理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主要的方式则是增设或裁撤人员及机构。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第二任察哈尔都统巴尔品兴建了察哈尔都统衙署作为都统处理军政事务和生活居住之所;同年八月,巴尔品上奏乾隆帝:“察哈尔镶黄旗右翼四旗副总管及捕盗官不晓清文、蒙古语者甚多,有名无实,应请出缺裁减。再命盗案件,俱由都统衙门汇办”,还建议察哈尔八旗两翼应添设笔帖式。[9]对于巴尔品主张的这些完善地方管理的努力,乾隆帝也予以支持和批准。察哈尔都统之下原设副都统二人,后裁一人,只留一人驻扎张家口,第三任察哈尔都统安泰奏请乾隆帝并将台站事务交由同驻张家口的察哈尔副都统管辖,[10]以分担都统的压力。再如,第五任察哈尔都统常青曾建议朝廷裁去达里冈爱马厂的按年驻班侍卫;[11]乌尔图纳逊任职期间则裁撤了“察哈尔镶黄、正黄、正白、三旗牛羊牧厂总管”。[12]以上这些都是乾隆朝察哈尔都统通过精简或增设机构以及裁汰冗员的方式来达到更好的管理察哈尔地区各项事务的目的,这其中所涉及的事务也很广泛,有刑名盗案的处理、台站的监管、马政事务以及牛羊牧场的管理等,也正是这些措施使得察哈尔地方各项事务不论从负责官员还是管理机构上都达到了日益完善和成熟的地步,为地方的稳定和繁荣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在地方管理上的努力也为后世都统的管理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二)赈恤察地军民

察哈尔八旗虽属于畿辅驻防体系,但与清代满洲、蒙古和汉军八旗相比,其地位较低,而且负担较重。尽管口外汉族移民在察哈尔地方开垦耕作的钱粮地税中有一部分归察哈尔八旗用作饷银,但由于察哈尔八旗军民除负责该地区的驻防外还承担着该地区马厂、牧群和台站的劳役,收入却主要只来自于微薄的饷银,不仅数目远低于满洲、蒙古和汉军八旗,而且参军效力需自备军马粮草,入不敷出,再加上天灾的时常发生更使得察哈尔地区军民的生计步履维艰。乾隆朝察哈尔都统总揽察哈尔八旗事务,对于察地军民生计尤为关注,并主要以赈济抚恤的方式解决军民生计之困,保障察哈尔军民的生产和生活。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巴尔品曾奏请乾隆帝“察哈尔右翼地租银请照正黄旗例分赏贫人”。[13]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察哈尔都统常青上奏朝廷:“察哈尔八旗除镶白旗兵无甚贫乏外,其镶黄等七旗无室家畜产、穷苦不能当差者一百九十名,”常青建议“动用该处现存地租银一万一千余两,每名赏给三十两。”而且他还考虑到“该处有无倚之寡妇三口,请各赏银十五两,令置产业谋生。”[14]再如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时任察哈尔都统常青上奏乾隆帝:“今年春季以来亢旱,青草歉生,察哈尔之八旗官兵往畜伤损甚多”,并向皇帝提出解决建议,[15]表现出安泰对于察地官兵受灾的担忧。乾隆五十六年,察哈尔左右两翼苏尼特二旗被旱成灾,当时身为署理察哈尔都统的乌尔图纳逊奉乾隆帝旨意查看被灾情形,乌尔图纳逊按照乾隆帝旨意采取一系列赈济抚恤措施,极大的缓解了受灾状况。[16]类似事件在《清高宗实录》中较为常见,透过类似事件确实能够反映出乾隆朝察哈尔都统赈恤察地军民的历史功绩。

(三)支援边防建设

察哈尔都统所统率的察哈尔八旗兵丁是清代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由于其前身察哈尔蒙古在众多蒙古部落中就以强悍的战斗力和巨大的影响力著称,故布尔尼之乱发生后,清廷越来越注重对察哈尔部的削弱、控制和利用。在此背景下,察哈尔八旗兵丁被频繁的征调到边疆地区,或参与战争,或进行驻防,而这些军事行动在察哈尔都统设立后大多数都由都统负责协调和安排。乾隆朝察哈尔部支援边防建设中最具深远意义的事件则要属西迁新疆,此次西迁主要目的地为新疆伊犁。西迁戍边的察哈尔官兵分为两批,共一千八百三十六户,计五千五百四十八人。[17]这样大规模的西迁行动,从人员的挑选、编队、路线规划、沿途保障等相关事宜都是由时任察哈尔都统巴尔品负责筹备、规划,时任察哈尔副都统,后成为第五任察哈尔都统的常青也参与其中。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二月,在巴尔品号召下,察哈尔八旗官兵共自愿捐出驼二百峰、马一千匹,资助派往新疆戍边的官兵。[18]在巴尔品、常青等人的努力下,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得以顺利完成,也为之后察哈尔蒙古对于为新疆的开发奠定了基础。在这一壮举中,巴尔品、常青支援边防建设的巨大贡献应该为后人所铭记。乾隆朝察哈尔都统办理察哈尔八旗兵丁征调事宜的事例还有很多,如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清廷令时任察哈尔都统安泰“挑选察哈尔八旗额鲁特兵丁,豫备调往云南”,[19]之后接任的都统的巴禄上奏朝廷主张“派往云南之厄鲁特等均给铁甲,又派兵七十名照料,”[20]体现巴禄对于这一事件的重视。再如,在平定金川的战争中,察哈尔都统常青曾奏请“派察哈尔兵五百名亲身带往军营效力”,此举也得到了朝廷的批准。[21]除此之外,土尔扈特归附之时,时任察哈尔都统的常青从其所管牛羊牧群中调拨牛羊马等牲畜援助土尔扈特部民众,这一事件可以说是维护民族团结的壮举。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八月,察哈尔都统常青奏请皇帝:“土尔扈特投诚,其安插额林哈毕尔噶和博克萨哩者,商都达布逊诺尔等处拨马三万,羊十一万,乾隆帝对于常青此举也是深为嘉许,赞扬常青“所办甚妥”。[22]《清高宗实录》记录土尔扈特归附的文字中就明确记载“出我牧群之孳息,驱往供馈,则以属之张家口都统常青”[23]。常青此举不论从过去还是现在的视角来看,都是一项壮举,具有伟大的历史功绩。

如上种种例子均可以反映出乾隆朝察哈尔都统在完善地方管理、赈恤察地军民和支援边防建设中发挥出的巨大历史作用,每一项功绩其历史意义都十分深远。需要强调的是,这里列出的仅仅是乾隆朝察哈尔都统这一群体所共有的历史功绩,对于他们在各自任职期限内特有的贡献和作为同样也不能忽视。由于文章篇幅有限,在此不一一赘述,但包括乾隆朝察哈尔都统在内的察哈尔军民的历史功绩应被后世所铭记。

 

 

 

 

 

参考文献:

[1]周清澍.内蒙古历史地理[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

[2]中华书局影印.清高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4](清)铁保等.钦定八旗通志[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民国五十七年(1968年)影印版.

[5]绥远通志馆.绥远通志稿[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

[6](清)长善.驻粤八旗志[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

[7]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党史研究室,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地方志办公室.新疆察哈尔蒙古西迁简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

[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Z].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中心,1994.

 

作者简介:张懿德,男,(1994—),河北张家口人,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2015级中国古代史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

邮箱:zhangyide1994@126.com

通讯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昭君路24号内蒙古大学南校区




[1] 周清澍.内蒙古历史地理[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82页。

[2] 清高宗实录[M].卷1487,乾隆六十年九月乙丑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85页。

[3] 数据来源于《清史稿》卷十二《高宗本纪》以及《清史稿》卷207,表47,疆臣年表十一,各边将军都统大臣以及《钦定八旗通志》卷345,直省大臣年表六、七,将军都统副都统。同时结合《清高宗实录》相关记载予以核实。另,为方便统计,本表中察哈尔都统任职时间和离职时间以清廷谕令时间为准。

[4] 《绥远通志稿》记载积福为乾隆四十九年八月调任察哈尔都统,与《清高宗实录》记载有所不一致,关于其调任察哈尔时间,本文从实录。

[5] 清高宗实录[M].卷1361,乾隆五十五年八月丙寅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43页

[6] 清高宗实录[M].卷1363,乾隆五十五年九月癸卯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291页。

[7] (清)长善.驻粤八旗志·敕谕[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4页。

[8] 清高宗实录[M].卷1389,乾隆五十六年十月甲子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59页。

[9] 清高宗实录[M].卷670,乾隆二十七年九月己巳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91页。

[10] 清高宗实录[M].卷774,乾隆三十一年十二月乙巳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99页。

[11] 清高宗实录[M].卷1033,乾隆四十二年五月甲午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54页。

[12] 清高宗实录[M].卷1317,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甲申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06页。

[13] 清高宗实录[M].卷672,乾隆二十七年十月庚子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15页。

[14] 清高宗实录[M].卷919,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庚辰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19页。

[15] 清高宗实录[M].卷1158,乾隆四十七年六月辛未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07页。

[16] 参见清高宗实录[M].卷1379,乾隆五十六年五月庚寅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06页。以及《清高宗实录[M].卷1389,乾隆五十六年十月甲子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59页。

[17]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党史研究室,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地方志办公室著.新疆察哈尔蒙古西迁简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42页。

[1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M].察哈尔都统巴尔品等奏拣选察哈尔兵丁携眷移驻伊犁并情愿捐助马驼情形折,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中心,1994年版,第36-37页。

[19] 清高宗实录[M].卷805,乾隆三十三年十二月戊子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89页。

[20] 清高宗实录[M].卷828,乾隆三十四年二月庚申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6页。

[21] 清高宗实录[M].卷938,乾隆三十八年七月戊辰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55页。

[22] 清高宗实录[M].卷891,乾隆三十六年八月丁酉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54页。

[23] 清高宗实录[M].卷892,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乙巳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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