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红格尔图战斗结束后，我党为了加强察哈尔右翼地区的抗战工作，通过不同渠道开展了宣传活动。毛泽东主席特地派南汉宸秘密到绥远送给傅作义亲笔信，鼓励其抗战到底。9月，上海救国会组织300多名宣传队于街头开展抗日宣传。之后，全国各地在当地救国会的领导下，也开展了群众性的援绥抗日运动。中共党员刘澜涛也到兴和开展抗日救亡工作。这些宣传活动为激励绥远抗战起到了无可估量的作用。

　　1936年11月，日本侵略军驱使大汉义军司令王英率部五千余众，发动了第二次红格尔图战役。

　　11月14日午夜，达密凌苏龙派出的巡逻队与王英的股匪遭遇，双方在红格尔图东南的山地激战一阵后，各自罢兵。久经沙场的达密凌苏龙得知王匪人多势众，便将两个中队人马全部拉上红格尔图西南部的山地，并在二老牛洼山上布置了警戒，以同红格尔图的守军遥相呼应，形成犄角之势，迫使王匪将一半兵力投入到山地争夺战上。11月15日，日军的飞机在红格尔图上空盘旋投弹，王匪的各种火炮齐发，大地震撼，硝烟弥漫，整个红格尔图变成一片火海。须臾，敌人七八百号人马分兵三路开始出击。北路约有一个营的骑兵，东路有一个营的步兵在督战队的威逼下缓缓向红村逼近，南路约有一个加强连企图抢占红村南部小梁，进而直取红村的南门。王伪军满以为飞机、大炮把红格尔图村炸翻了，此次出击可一举成功，不料当攻到村沿的战壕附近时，突然遭到守军的迎头痛击。尤其是民团使用的土大炮，只要一点燃，巨响声中无数废铁渣便飞向敌群，横扫一大片。守军的30多挺机关枪也发挥了威力，在手榴弹的配合下，加上红村天主教友中有几十名神枪手的点射，王匪的集团冲锋不到两个时辰就破产了。这次战斗中，敌南路被达司令的骑兵截击，当敌军退到三股地一带时，达司令派出两个分队穷追猛打，追击了10多里路才收兵。当日夜间，国民党绥远前线指挥部又调来两个骑兵连支援红村保卫战，加强了红村原来只有两个半连防守力量。

　　红格尔图的南山丛中有个叫苏木的小村庄，是控制红村南部山地的要地，王英于15日清晨派兵占领了该村。达密凌苏龙发现这一情况后，命令额林庆率三中队于16日拿下该村。16日晨，敌伪岗哨发现情况后，慌忙鸣枪报警，其时，三中队的骑士们已从南、西分兵两路向村里猛烈冲去，很快拔掉了敌人在红村南部安下的这个“钉子”。11月17日晚，国民党大批援军秘密开发到十二苏木，滩里黑压压地排满了汽车、大炮。达司令公馆的文武官员和牧民群众为援军烧茶送水，紧张非凡。达司令同援军指挥官彭毓斌等磋商计议，确定进军路线，他还将蒙古军司令部一个分队的队员分配到援军的各个团、营充当向导，又将司令部的卫队排抽调到援军，作为全军的尖兵。

　　半夜，援军各部迅速投入战斗。红格尔图东、北大小村庄枪炮轰鸣，震天动地，红格尔图的守军和达司令的蒙古族骑兵一个个飞身上马，配合援军激战到天明，王匪五千余众大部被歼。

红格尔图战役（当时称作绥东战役）的胜利捷报飞向全国各地。绥远战地服务团专赴十二苏木公馆，为参战的官兵带来了全国爱国同胞慰劳品。国民党《中央日报》1936年12月29日报道了绥东抗战的伟大胜利，文中称颂：“正黄旗达密凌苏龙部及赵承绶部队予匪以最深痛之创伤。”

（连载第12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