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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哈尔名人
清代
锡良
 

锡良18531917 字清弼,巴岳特氏,蒙古镶蓝旗人,祖籍察哈尔。1864年(同治三年)进士,任山西知县,历任州县有惠政。光绪初,山西大旱,锡良历办赈务,户必清查,款必实放,老百姓都感激他。1894年(光绪二十年),山东巡抚李秉衡奏请调任锡良为沂州知府,后来又提拔为兖沂曹济道。到任后,恰逢单县大刀会滋事,快速率领部队前往镇压,张示谕众,只擒首要,搜获盟单,当众烧掉,匪党既感激又敬畏,都解散了。调任山西冀宁道(冀宁即太原),升为按察使。调往湖南,被提拔为布政使。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暴乱给清王朝招来祸患,京师危急。锡良以湖广总督、湖北湖南巡抚会衔委任,统率鄂、湘军队入京守卫,迎驾山西,马上被授予巡抚。当时和议未定,洋兵擅自进入山西边境。锡良想到太后和皇帝都到了陕西,和局固然应该兼顾,但保卫山西、陕西,也不能忽视。于是向各处发布命令让各军严行防守,另外派遣官员出境犒师,观察情况,随机应变,幸保无事。和约签定后,山西的边防才开始放松。

调任湖北巡抚,又因故不能留任,免除其职务。不久就被授予河南河道总督。以政事简单,奏请裁归巡抚兼理,皇帝下诏允许。调任河南巡抚,兼管河工。河南省吏治久来颓废,免去道府以下官员数十人,政纪肃然。泌阳教暴乱事发,立刻派兵抓捕首犯,被扰害的难民,不分老百姓还是教徒,一律抚恤。调任热河都统。热河本来就在蒙地设置治所,从前一直沿用旧习,不重视政务,特别是盗贼祸患很多。锡良首先请求改制,设立求治局,综合治理吏治财政;开办围场荒地,来振兴垦地事务;整顿巡防事务,专门缉捕盗匪,匪风开始收敛。又因热境地广官少,奏请皇帝升格朝阳县为州府,并增设阜新、建平、隆化3县,热河才开始有吏治。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升任闽浙总督,又调任四川总督。当时正在商讨借外款修建川路,锡良极力主张自己筹款修建,召集官员集体商议,奏请设立专局,招商股,筹公股,又对全省的田租每年抽百分之三,名为租股,几年就积累到千万以上,股款之多,是中国自办铁路之最。光绪三十年,朝廷商议整饬藏事,藏人疑虑担心,驻藏帮办凤全被杀。锡良迅速发文告诉提督马维骐督兵进剿,并命令建昌道赵尔丰率师继续前进,于是攻克巴塘,仍命令赵尔丰前进讨伐里塘。里塘属地桑披寺构筑碉堡想要抗拒,赵尔丰用长围困守他们6个月,断其取水之道,才最终攻破桑披寺。桑披寺平定后,藏人各部臣服。于是自打箭炉以外,直到察木多、巴里、乡城、德格等处,都改为县治,扩大土地疆域至好几千里;并且兴垦、开矿,设立学校,大兴教育,藏人渐渐接受教化,归顺清王朝。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调任云贵总督。贵州省军中政事荒废已久,军械特别缺乏,他于是创练陆军,设立讲武堂,添购枪炮,旧有的防营一律改编,从此贵州省才开始有新军。贵州多产大烟,烟土赋税占收入比重很大,锡良毅然奏请皇帝禁种大烟,各省严禁大烟种植,只有贵州最为严厉。云南南部连着越南,越匪经常窜入河口,戕官扰境,锡良立刻整饬出军队分路截剿,数日而平定。滇西土司有数十个,一天天骄恣蛮横。宣慰使刁安仁曾经游学东洋,外人称其为王爵,特别骄纵狂妄。听说朝廷有改土归流的议论,辄思暴动。锡良先指派官员查访,晓以利害,并让应袭各土司迅办承袭,以让他们安心。刁安仁听说以后既害怕又感激,派他的弟到锡良的官府,痛哭流涕,自陈改悔,边境得以安宁无事。

1909年(宣统元年),授予钦差大臣,调任东北三省总督。东三省自日俄战征结束,俄占北边,日踞南境,局势一天天危急。锡良到任后,即上疏陈说道:“东三省逼近京畿,关系大局。辽东租借条约,十三年即满期,请朝廷主持,上下一心,以天下的财力全力以赴,以赎回辽东半岛,归还大清王朝,否则枝枝节节为之,恐怕没有什么效果。”奏折到了朝廷,皇帝不去理会。锡良又以东三省由两邻国分别占据,不修大支干路,不足以贯串脉络,因而打算修锦州至瑷珲铁路。想到须横贯南满、东清,必非日、俄所愿,尤其是不借助强国外款,不能平衡各方势力而实现我们的计划。正赶上美国财团代表游历来奉,遂与密订借款包修草约。三日议定,迅速奏请降旨速正式签定条约,即使日、俄再争,已落在后面了。但是各部商议受阻,加上机要之事不再保密,事情最终无果而终。等到日俄协约,东北之事更加危急。锡良认为救亡兴政,没钱什么事都很难办,再请向商贾借款2 000万两,以千万设立银行;其余,一半用来移民兴垦,一半用来开矿筑路。皇帝仍不醒悟。锡良考虑到东三省危急的情形,朝廷还未深入了解,于是请求入觐面陈。

当时醇亲王监国摄攻,筹备改制立宪,朝廷正商议加强中央集权。锡良先是上奏请求实行宪法,逐一陈说道:“立宪精神,在于无论贵贱上下必须全部受治于法律,先要去除其自私自利之心。若敷衍掊克,似是而非,财力凋敝,人心涣漓,九年立宪,最终恐怕成为波斯的延续。”又认为近年重臣亲贵出洋考察,只是表面敷衍了解,被外国人轻视,上奏请求停止派出官员考察,并谨慎选择亲贵实行留学。再上疏劝谏中央集权,认为:“朝廷分别把权力交给督抚,就像督抚分别把权力交给州县,没有州县则督抚不能治理一省。如必欲以数部臣之心思才力,统治二十二行省,则疆吏都成为多余,风气所趋,军民解体。假设有什么大的变故,中央既耳目不及,外省则呼应不灵,实在会造成大的祸患呀。”都没被答复。到了这个时候,他入京面陈监国,话语更加切直,但还是像以前一样没人明白。向皇帝请示,又没有答应。

朝鲜被日本吞并后,锡良认为局势危急,欲稳固民心,必先让老百姓富裕起来,应当以防匪为名,设立清乡局,筹备预备巡警,以兵法管理,实际上就是民兵。东北人虑患思痛,争先应募,满一年即招募了数万人,全省皆兵。没有多久,边防鼠疫大作,鼠疫起于俄境,沿东清铁路,到处传染,没过10天,蔓延了奉、吉、黑三省。俄、日群思干涉,锡良认为防疫纯属内政,严起防治,三月而鼠疫消失。11国医士来东北考察,在省署开万国鼠疫研究会,锡良主持会议,人们都站起来赞颂他。

锡良督办东北,严肃吏治,整肃军制,清理财政,整顿监务,筹办八旗的生活用度,很成绩。只是目睹内忧外患日危一日,想到自己为东北尽心谋划,既大多没有如愿,而朝政一天天败坏,民心日去,又无以挽救,多次称病乞求罢官。1911(宣统三年),才允许他解任调理。

武昌起义,皇帝召他入觐,朝廷本来商议让锡良赴山、陕督师,并请独自统领一军卫京畿。但是有人忌恨他,就改任授热河都统,极力让他赶快赴任。逊位诏下,因病势难支,请求罢官,皇帝答应了他。卧病六年,坚持拒绝用药,66岁病故,谥号文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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