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贤德（1903～1951） 蒙名泰平嘎，出生于察哈尔正红旗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1920年，考入察哈尔八旗第二高小读书。1923年考入察哈尔师范学校。1927年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1933年任正红旗参领。1935年任百灵庙蒙政会警务科长。1937年任达密凌苏龙部队二十一团团长。1938年任正红旗总管。1945年任傅作义部绥东四旗联络员。1946年任傅作义部蒙旗第四纵队参议。

富贤德考入第二高小后，同纪松龄、莫杰、宝音巴特尔等热血青年，在该校负责人朱靖诚(思想进步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教导下，接受了革命道理，特别是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积极寻求革命真理。他这些同学们在察哈尔地区的革命斗争中，起到了骨干作用，对内蒙古地区的早期革命运动起到推动作用。1925年，富贤德同包太平、富守诚、宝音巴特尔、沙登等在张家口就读于察哈尔蒙旗师范。学习期间，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经常到张家口指导革命运动，富贤德等蒙古族青年继续接受革命理论的教育。同年3月，他随同进步学生专程赴北京参加孙中山先生的祭奠仪式。1926年，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骨干人物宝音巴特尔被捕，富贤德听到这个消息后，心急如焚。他说通了当时德高望重的正红旗总管富林阿出面，发动200名牧民联名保释，救出了宝音巴特尔。

1927年，察哈尔地区的革命斗争转入低潮，莫杰等革命党人在中共察哈尔地区负责人纪松龄的协助下，决定到蒙古国的党务学校学习。他们到正红旗马莲滩富贤德的家，研究出国办法。富贤德为出国人员提供经费，给予大力支持。富贤德对朋斯克经蒙古国去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汇报工作，同样给予大力的帮助。曾任内蒙古政协副主席的朋斯克后来回忆说：“我和富贤德有过联系，有过来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由于情况突变，我们的工作需要去蒙古、苏联向第三国际请示汇报，而和富贤德见过面，得到过他的帮助。”

富贤德从黄埔军校毕业前夕回到了家乡，其原因可能是蒋冯阎大战所影响。抗战爆发，傅作义为了加强绥东的防务，在调整绥东蒙旗长官的时候，把他提任为正红旗参领。有些史书排列正红旗参领时，没有提到富贤德。据知情人包太平回忆说：“我一直称呼他‘扎兰哥’，没有当过参领，我怎能随便乱叫呢?后来，他任正红旗总管，我也叫惯了，没纠正过来。”

1934年，德穆楚克栋鲁普在百灵庙筹建蒙古地方政务委员会，正红旗总管富林阿因病未能出席，由富贤德代表正红旗出席，被选任该会的警务科长。1936年富贤德从百灵庙回来后，通过达密凌苏龙的关系，担任了德王蒙古军第七师二十一团团长，团部驻扎在丰镇县的隆盛庄。1938年，土匪苏美龙攻打隆盛庄，日本教官害怕苏匪人多势众，不顾商号和老百姓的死活，执意要丢弃城堡逃跑。富贤德坚决反对日本教官的命令，率部粉碎了土匪的进攻。就因抵制日本教官的民命令，富贤德被日军抓去关了8个月禁闭。他被解救回来后，失去军职，任正红旗总管。

1941年，富贤德被日本人逮捕，关押在大同监狱里。同他一块儿被捕的还有正红旗旗府会计股长格希格布仁(又名银孔督)。格希格布仁的儿子包太平四处求助，镶蓝旗孟克敖其尔，镶黄旗穆克登宝，还有杨仁、额勒登格等人都为富贤德二人的遭遇奔忙。后通过五台山一个懂日语的高僧，了解到富贤德二人的案情。原来日本人怀疑富贤德通过格希格布仁送给八路军枪支弹药，实际情况是富贤德让旗保安队长包万金送给八路军绥东工作团团长王瑜山，当时王瑜山在集宁北部打游击。由于日本人没有真凭实据，富、包两家花了很多银子，才把人赎出来。此后，富贤德不在伪政界任职。

1945年，富贤德担任国民党绥远省东四旗联络员。当苏蒙联军在察北重镇商都收编伪七师、伪九师时，中共蒙绥分局的领导人乌兰夫、杨植霖、姚喆在场，富贤德以联络员的身份参加了全过程。1946年他任右翼四旗参议，绥远当局想通过他收买绥东蒙旗的民心，对他寄予厚望。然而，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使其对国共合作失去了信心，带领全家搬迁到了察右中旗宏盘居住，对局势的变化采取了观望的态度。内战爆发后，富贤德把16岁的女儿莎仁送进了革命队伍，跟随乌兰夫去了东北。1948年，人民解放军骑兵十一师途经察右中旗宏盘，师长兼政委毕力格巴图尔听说富贤德住在这儿，两人还进行了一次亲切的谈话。

1950年，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富贤德被指控有人命案，绥东中心旗人民政府将其逮捕。在问题还未澄清前，因偶然事故死于劳改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