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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哈尔部(万户)的形成

钢土牧尔  潘小平

(察哈尔文化研究促进会)

  元廷北迁后,自1371年元顺帝长子爱猷识里达腊继位至1438年岱总汗脱脱不花即位的近70年中,不仅先后有10任大汗走马灯式地轮换,而且汗位从忽必烈宗系转到阿里不哥后裔,又转到窝阔台宗系,再转到哈撒儿后裔,致使蒙古大汗的汗权衰落,蒙古社会失去稳定的统治中心,对内无法实施有效的中央集权统治,对外更无法集中兵力进行有效的战争,广大劳动人民陷于无休止的战乱与动荡之中。北元初期这种形势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君主政权,消除封建割据,制止封建领主们的各自为政争雄称霸的倾向。巩固和强化汗权,首先要建立一个稳固的统治中心。这个统治中心就历史地落在了跟随元廷北迁的、在大汗察阿答(身边)侍卫执事的宿卫怯薛和窝阔台汗赐给拖雷夫人唆儿忽黑塔尼别吉的属民相结合而形成的察哈尔部(万户)身上。

  明正统三年(1438年),岱总汗脱脱不花在瓦剌领主脱欢太师的拥立下登上汗位,以阿鲁台属众归之,即把原来受阿鲁台太师和阿岱汗节制的大兴安岭以西的蒙古诸部(其中包括阿鲁科尔沁部)和岭东的兀良合地区蒙古诸部(包括嫩科尔沁部)交给脱脱不花汗直接统率,并将大汗的统治中心移至漠北,定都哈剌和林,这也是蒙古大汗将统治中心建立在察哈尔部(万户)的开端。当时,蒙古中央部落、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汗统基石察哈尔万户,驻牧于鄂嫩、克鲁伦和洮拉河三江源地区。明正统四年(1439年)脱欢死去,其子也先继任太师。从这时起,脱脱不花汗与也先就“群臣异处,常不相见”,1各自统治其部众,分住蒙古高原东西。遇有大事则以会盟形式商议,协调对内对外事务。脱脱不花岱总汗就这样逐渐摆脱昔日傀儡地位。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脱脱不花岱总汗同也先太师进攻明朝,也先攻大同,脱脱不花汗攻辽东。明景泰元年(1450年),脱脱不花汗出兵大兴安岭以东,征讨嫩江、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的女真,将这里收归汗廷统治之下。

  脱脱不花汗统治时期,基本上沿袭了元代的政治制度,不仅恢复了元代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三个重要行政机构,总理政治、军事、监察事宜,而且还恢复了元代中书省下属吏、户、礼、兵、刑、工6个部,使中书省的机构更趋完善。据《明实录》记载的蒙古大臣名字及其职称有:丞相把把的,右丞相脱欢,左丞相昂克,知院孛的打力麻、海答孙,大夫阿都赤、忽秃不花,平章撒都剌、伯颜帖木儿、卯失剌、阿剌别力的王、奄不剌王、亦勤帖木儿王、小失的王、脱谷思太子、淮王也先,太尉帖木儿撒哈台,头目猛哥帖木儿王,同知阿鲁秃等。还有未提具体姓名的院判、院使、佥院、左丞、右丞、断事官打拉罕、都事官打拉罕、都事、国公、参议、千户、掌判人等官职。上述大臣中,丞相把把的的名字列在大汗之下的众大臣之上,当是中书省丞相。右丞相脱欢,即是瓦剌部的脱欢太师。脱欢和昂克,无疑是中书省的两位丞相。遵循元代尚右的传统,脱欢位在昂克之上是毋庸置疑的。知院,即同知枢密院事的简称。孛的打力麻和海答孙两位知院,就是掌握军事大权的枢密院长官。其中孛的打力麻过去曾经同阿岱汗、朵儿只伯联合攻打过脱欢,当是原阿岱汗的部将。大夫阿都赤、忽秃不花,就是掌官监察大权的御史台长官。平章,是平章政事的简称。上述所列十位平章,均是中书省掌管机要事务的官员。其余所列无姓名官员的职称,如院判、院使、佥院、左丞、右丞、参议、都事官等等,大都是中书省和枢密院所属。这些官员显然都是脱脱不花汗所组阁的重要成员。2

  《明实录》中又提到一批蒙古大臣并将他们分为脱脱不花汗所属和也先太师所属两部分。其中,脱脱不花大汗所属的大臣有王子也先猛克(脱脱不花正妻脱欢之女所生),丞相把把只,平章伯颜帖木儿(后来晋升为知院),小失的王,别里哥秃王,知院孛的打力麻、忽都不花、兀答帖木儿、忽秃不花,右丞脱忽脱,院判把秃儿,太尉弩儿答,参政那哈出等。也先太师所属的有知院阿剌、大夫撒都剌、平章那哈台、太尉帖木思哈、知院沙的海答孙(前作海答孙)等。3上述大汗所属的丞相把把只(前作把把的)、伯颜帖木儿、小失的王、孛的打力麻、忽秃不花和也先太师所属的阿剌、撒都剌、沙的海答孙等人,在《明实录》正统四年正月癸卯条中都出现过,但这时候他们中的一些人的官职有所升迁和降黜。这里提到的脱忽脱之“右丞”之职,是元代“号左右辖”4的那个右丞,而不是右丞相。以上所列大臣,虽然只是一部分,但是大部分来自刚刚形成的察哈尔部各鄂托克是可信的。脱脱不花汗是第一位君临察哈尔的蒙古大汗。

  察哈尔作为鄂托克(部)的称谓,在蒙古文史籍中最早出现于瓦剌太师也先专权时期。据佚名《黄金史纲》记载:明景泰三年(1452年),达延汗祖父哈尔固楚克台吉被卫拉特夺去的妻子齐齐格(也先之女)生下了遗腹子巴延孟克(达延汗之父),为使儿子免遭也先杀害,也先之女(达延汗祖母)将察哈尔呼拉巴特(亦写作豁剌巴惕)鄂托克之鄂推妇人的女儿放入摇车内,替换了巴延孟克,瞒过了也先派来侦伺的人。5由此可知,此时的察哈尔至少作为一个鄂托克已经存在了。以常理推论,察哈尔演变为察哈尔鄂托克,显然不止一个,时间上也应该更早一些。从此例中,还可以想象得到,察哈尔岱总汗脱脱不花与也先宣战兵败后逃入兀良哈被杀时,跟随岱总汗的察哈尔部(万户)曾被劫掠溃散的遭遇。

  在汉籍史料中,察哈尔作为部落称谓最早出现于明朝景泰六年(1455年),即明人称乌珂克图汗为察哈尔小王子之后,乌珂克图汗是察哈尔岱总汗脱脱不花的幼子马克古儿吉思,他是明朝史籍中出现的第一代察哈尔小王子。6其实自达延汗之后,明人对继承他汗位的儿孙们皆称察哈尔“小王子”。另据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成书的《皇明北虏考》中记载,“亦克罕大营五:曰好陈察哈尔,曰召阿儿,曰把郎阿儿,曰克失旦,曰卜尔报。可五万人。卜赤居中屯牧,五营环卫之。……诸虏虽逐水草,迁徙不定,然营部有分地,不相乱。”

  从上述记载可以得知,察哈尔部(万户)的前身元帝的护卫军,跟随元惠宗妥欢帖睦尔退往上都,而后在北元历任大汗的统领下,为统一蒙古各部或守护汗廷,或转战各地,分化重组为鄂托克,直至岱总汗脱脱不花在瓦剌领主的支持下统一东西蒙古,定都哈剌和林,大汗的护卫军怯薛与阿里不哥的属民合二为一,重组更名为察哈尔部。所以,在1368年至1438年的半个多世纪里,封建混战、社会动荡、部落溃散导致蒙古诸部无休止地分化重组。这种形势必然冲击北元大汗的护卫军组织,甚至被打散,后由大汗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自上而下重新把他们按鄂托克部落的形式组织起来,把原来单一的护卫军怯薛组织改变成具有军事、行政和生产三方面职能的中央万户。至此,元朝以来泛指大汗身边侍卫执事者的察哈尔称谓,正式转化为具有宗主部地位的察哈尔万户的名称。然而这个新建立的中央万户——察哈尔,在北元百余年来争夺汗权的纷争中,或因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内部相互残杀,或因汗权旁落异姓之手,未能一贯地发挥其应有的护卫职能,而是伴随着黄金家族后裔的沉浮,察哈尔万户也不可避免地遭受无休止的战争杀戮、被吞并或溃散的命运。

  关于察哈尔部(万户)的形成,尽管史料稀少,近年来对蒙古汗廷与蒙古各地的天地祭祀研究,为察哈尔部的起源与形成提供了新的依据。1958年从达尔罕茂明安旗哈撒尔的斡耳朵中发现了名为《圣主成吉思汗祭祀经文》,其中记录着在察哈尔举行的汗廷天地祭祀的规则。该规则将蒙古汗廷天地祭祀活动的时间和内容几乎原原本本地保留了下来。因为该规定中没有提到1438年卫拉特(瓦剌)封建主统一蒙古各部,将蒙古汗廷的天地祭祀与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祭祀合二为一形成的八白帐,更没有提到1438年以后形成的合汗济农政治与主持祭祀的济农,而是明确无误地记录着祭祀活动的全部赋役由察哈尔各鄂托克承担。7据此,可以认为,该规定无疑是在1368~1438年之间写就的。

  《圣主成吉思汗祭祀经文》的夏季祭祀的规定中写道:“夏季盛大祭祀(淖尔祭)在夏仲月的十五日举行,由八鄂托克、察哈尔万户按季节提供(供祭祀所用的)牛、羊。乳羊羔由牧放斡耳朵白马群的人提供。奈曼拿来20(瓶)酒。两古雅鄂托克拿来15(瓶)酒。区别在于其他鄂托克也拿来20(瓶)酒。鹰房千户拿来40(瓶)酒。两古雅鄂托克:即右翼塔塔儿拿来15(瓶)酒。合计共210(瓶)酒。”夏季祭祀规定中将奈曼鄂托克(八鄂托克)简称为奈曼。显然,1438年之前蒙古汗廷的天地祭祀由察哈尔万户承担,并分为八个鄂托克(汉语亦称八部),正如八白帐的祭文中写的那样,将这八个鄂托克统称为“提供并守护溜圆白骏的吉祥八鄂托克旧察哈尔万户。”8溜圆白骏原来就在察哈尔的说法,在八白帐的周围至今仍在流传。溜圆白骏是蒙古汗廷天地祭祀时供祭礼之神圣白色马群的标志。可见,1438年以后,由于蒙古汗廷的天地祭祀与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祭祀合并形成了八白帐,只有少部分怯薛军成为新形成的八白帐的守卫者和祭祀者,并一直延续至今。大多数留在汗廷的怯薛军成为察哈尔万户的主要成员。9《成吉思汗祭祀经文》中在察哈尔举行汗廷天地祭祀的规定,则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察哈尔万户(部)形成于1438年之前的史实。

  前面提到的祭祀史料证实,1438年之前蒙古汗廷的天地祭祀是由察哈尔万户承担,分为八个鄂托克,并将这八个鄂托克统称为“提供并守护溜圆白骏的吉祥八鄂托克旧察哈尔万户”。此后蒙古史籍也写作八鄂克察哈尔。10由此可以认为,承担汗廷天地祭祀的好陈(旧)八鄂托克,成为此后察哈尔万户建立过程中常彼遵循的组织原则:

  1.八鄂托克成为察哈尔万户(部)的固定名称。岱总汗脱脱不花至博迪汗(达延汗长孙,也称卜赤汗)时期见诸蒙古史料的察哈尔鄂托克远比8个多,但史料中都称为八鄂托克察哈尔。达赉逊库登汗(卜赤汗子)至林丹汗时期,察哈尔鄂托克也远不止8个,而且内部结构也发生过变化,但仍然按8个鄂托克进行组织和称呼。

  2.林丹汗时期,作为察哈尔万户(部)主体的可汗直辖的察哈尔部由林丹汗的8位哈屯统领,哈屯下面又设八大宰桑具体管理察哈尔万户的事宜,故称八大执政宰桑。11

  3.察哈尔万户所属各鄂托克,均以承担祭祀的八鄂托克或好陈(旧)等名称作为自己的专门称谓。从对怯薛军与管理祭祀的达尔扈特的研究来看,蒙元时期的怯薛军曾有4个部分8000名散班,分左右翼围绕在大汗斡耳朵的四面八方。1264年,忽必烈汗曾派遣过主持祭祀的八大亚门特。八大亚门特分别是8个祭祀官,八大亚门特在达尔扈特人当中也流传下来了。以8为单位进行组织的缘由,与蒙古人认为数字8为吉祥数字的观念有关。正如祭祀经文中提到的“提供并守护溜圆白骏的吉祥八鄂托克好陈(旧)察哈尔万户”,其中蕴含着八鄂托克具有吉祥之意。这里所说的“好陈(旧)察哈尔”,显然是专指1368年跟随大汗返回草原并一直承担汗廷祭祀的察哈尔万户的基本组成部分,以区别后来融入察哈尔的唆儿忽黑塔尼别吉的属民和其他察哈尔鄂托克。

  察哈尔部(万户)的另一主要组成部分源于唆儿忽黑塔尼别吉和阿里不哥的属民。在罗卜藏丹津的《黄金史》中记述的成吉思汗患病,其幼子拖雷之妻察兀儿别吉祈祷“宁愿拖雷死,只我一个人成为寡妇,不愿汗主死去,举国民众成为孤儿”应验的传说。这里把拖雷因窝阔台而死误解为因成吉思汗而死;把拖雷妻唆儿忽黑塔尼别吉误作王罕之女察兀儿别吉。上述传说虽有失实之处,但也反映了窝阔台汗将一部分大汗护卫军和其家属、匠人组成的察哈尔,赐给了唆儿忽黑塔尼别吉,成为阿里不哥的属民这一史实。

  《黄金史》还记载了一个带有神话的故事:有一天成吉思汗忽然而生对宗教的信仰,便派人到西藏给萨迦满珠习礼喇嘛送信,希望能有一位菩萨在自己的子孙中转世。喇嘛交给信使一只金匣子,并嘱咐说:“不要开启,把它带给成吉思汗。他的一个儿媳是菩萨的化身。请举行一个盛大的祈祷法会,让名为苏曼达里的儿媳开启观看。”在鸡年正月十五,成吉思汗举行盛大的祈祷法会,让拖雷之妻也失哈屯开启那个金匣,里面有三只金蚊子,这些金蚊子飞进也失哈屯的鼻孔,进入她黄金般的胞胎,十个月后,在哈剌和林生下了转轮王的化身忽必烈薛禅汗和阿里不哥二人。12由此可知,拖雷之妻唆儿忽黑塔尼确实被称作也失哈屯(也失,也写作额锡,是突厥语“儿媳”的意思)。她作为元世祖忽必烈之母,受到特别的尊崇。他是一位基督教徒,死后被祭祀于基督教堂。《元史》载,至元元年(1335年)“中书省言:‘甘肃甘州路十字寺奉安世祖皇母太后于内,请定祭礼’。从之”。13可见,拖雷之妻唆儿忽黑塔尼去世后安葬于甘肃甘州路的十字寺即基督教堂。

  另据施拉特的《史集》中记载,唆儿忽黑塔尼别吉与幼子阿里不哥一同受封。13~14世纪时期,其封地包括唐努山、乞儿吉思、阿尔泰等地。14这些地方的居民多数信奉聂斯托里派基督教(即景教),这似乎也能说明唆儿忽黑塔尼信奉基督教的缘由和元亡之前供奉也失哈屯的具体地点。

  元廷北迁以后,忽必烈的子孙们仍然恪守奉祀也失哈屯之礼。《蒙古源流》和《黄金史》提到的满都鲁汗的遗孀满都海向也失哈屯的祈祷,据说满都海拒绝了合撒儿后裔乌讷博罗特王的求婚,决定嫁给忽必烈的后裔巴图蒙克达延汗时,曾在也失哈屯的灵前祈祷,表示要扶持巴图蒙克的决心,并祈求赐给他7男1女。15这件事表明了也失哈屯以前是由满都鲁汗奉祀的。满都海通过与达延汗的联姻,确实也继承了满都鲁汗的护卫军和属民——察哈尔部的统领权。

  另据《俺答汗传》记载,1538年,达延汗之孙博迪(卜赤汗)汗率领蒙古各部征讨兀良罕时,说右翼三万户在衮必力克墨尔根济农和俺答汗的率领下,携带祭祀成吉思汗的八白室驻扎在杭盖山阳,左翼两个万户在博迪汗的率领下,携带也失哈屯的神位驻扎在杭盖山阴。16这件事说明,脱脱不花岱总汗时期将蒙古汗廷的天地祭祀与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祭祀合二为一形成八白帐以后,达延汗之孙博迪汗继续供奉也失哈屯,也失哈屯的神位也应当在博迪汗驻帐的左翼察哈尔万户之中。这也模糊地体现了察哈尔万户中含有唆儿忽黑塔尼别吉和阿里不哥属民的史实。这就是说,窝阔台汗时期赐给唆儿忽黑塔尼别吉的属民那一部分察哈尔,在脱脱不花岱总汗时期就已经回到了察哈尔万户之中,成为察哈尔部(万户)的另一个组成部分。

  唆儿忽黑塔尼别吉和阿里不哥的属民,即源自窝阔台汗赐予他们的那部分察哈尔人,何时融入察哈尔万户成为察哈尔万户(部)的组成部分,目前尚未发现这方面的史料。1388年乌萨哈尔汗脱古思帖木儿被阿里不哥后裔也速迭儿与卫拉特领主的同盟杀害,也速迭儿登上汗位不久也死去。1389年,卓里克图汗也速迭儿的儿子恩克继汗位。此后,北迁的蒙古汗廷与蒙古高原本地贵族之间争夺汗权的纷争愈演愈烈。然而在北元蒙古政治舞台上,阿里不哥的后裔除了答里巴、额色库在瓦刺势力的支持下曾于1411年夺取汗权后再也没有出现过。阿里不哥后裔也许在残酷血腥的夺权斗争中后嗣无续了。阿里不哥的属民和鄂托克只有在察哈尔万户中传承下来,而在以后的卫拉特蒙古中也无迹可寻了。因此可以推断,以答里巴和额色库先后即位的1411年以后,源自成吉思汗、窝阔台身边侍卫执事之察哈尔人的唆儿忽黑塔尼与阿里不哥的属民,已经融入了察哈尔万户(部)之中。

  据蒙文文献记载,每一位蒙古大汗的登基,必需要举行天地祭祀仪式,岱总汗脱脱不花当然也不能例外。《圣主成吉思汗祭祀经文》中只提到了奈曼、克木齐古特、塔塔儿、昔报赤(鹰房千户)等几个察哈尔鄂托克,遗憾的是没有提到察哈尔万户的所有鄂托克。因此,岱总汗脱脱不花登上蒙古大汗宝座时,其属民中至少有奈曼、克木齐古特、塔塔儿等察哈尔鄂托克和昔报赤千户。除了克木齐古特是源于唆儿忽黑塔尼别吉和阿里不哥的属民外,其余几个都是好陈(旧)察哈尔成员。在蒙文史籍中,除了苏尼特鄂托克出现于额勒伯克汗时期外,察哈尔其余鄂托克皆始见于岱总汗脱脱不花时代或其后。如阿剌黑出(阿勒噶齐特)鄂托克的察罕,曾是岱总汗的阔端赤,又称其为伊纳克察罕。阿拉黑出鄂托克是察哈尔部著名的大鄂托克,此时,阿拉黑出已经成为脱脱不花岱总汗的直属部民。奈曼鄂托克的那哈出,曾是岱总汗时期任右翼济农的阿噶巴儿只(阿八丁王)之子哈尔固楚克台吉的仆从。那哈出有多种称呼,即伊纳克格勒、那可儿、阔端赤、怯薛等。17察罕和那哈出作为可汗直属察哈尔万户阿勒噶齐特鄂托克与奈曼鄂托克人,入值汗廷,当上了怯薛,所以才称他们为怯薛或阔端赤。阔端赤是蒙元时期以来的怯薛执事,阔端赤为突厥语,本义为照顾、服侍。18成吉思汗以来的怯薛军是以那可儿为基础建立起来的。19伊纳克意为亲信,是充当怯薛护卫军的首要条件。察哈尔万户敖汉鄂托克之桑得格沁彻辰,曾是岱总汗脱脱不花的高级将领。曾任岱总汗廷平章的伯颜帖木儿是察哈尔阿速特部人,后升任知院。哈尔固楚克台吉之妻齐齐格别吉家里的仆从是察哈尔呼拉巴特(豁剌巴惕)鄂托克的鄂推妇人。

  据此可以认为,察哈尔万户的主体鄂托克自脱脱不花岱总汗始就由大汗们统领是无可置疑的。以上事例说明,岱总汗脱脱不花时期,不仅恢复了元代的政治制度,在大汗之下设立了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重要机构,总理朝政,而且在汗廷周围业已形成了察哈尔万户,并遵循其前身怯薛军的规定入值汗廷。

综上所述,察哈尔万户(部)形成于15五世纪上半叶,其中一部分由汗廷怯薛和汗廷属民组成,另一部分由唆儿忽黑塔尼别吉和阿里不哥之属民组成。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零星部民也融入了察哈尔万户中。岱总汗脱脱不花是驻帐于察哈尔万户的首位察哈尔大汗。察哈尔部也从此成为中央部落。

注释:

1《明实录》正统十年正月己亥。

2《明实录》正统四年正月癸卯;满昌:《蒙古族通史》第四册,辽宁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301页。

3叶向高:《四夷考》,《北虏考》,中华书局,1991年。

4见《元史》卷85。元代中书省下的左、右丞,是忽必烈汗中统二年所设,其任务是辅助丞相处理事务,犹如丞相的左右手。

5朱风、贾敬颜:《汉译蒙古黄金史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6页,蒙文附录,第186页;札奇斯钦:《蒙古黄金史译注》,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第601页;萨刚彻辰:《蒙古源流》,卷5,中华书局重印笺证本,1962年;罗卜藏丹津:《黄金史》,乌兰巴托影印本,1990年,第157页上;《大黄册》,乌力吉图校注本,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111页。

6《明英宗实录》,景泰六年八月己酉;《蒙古民族通史》第三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2页。

7.9那顺乌力吉:《察哈尔万户的起源与形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9月第5期。

8·胡日查巴特尔、敖古奴斯·朝克图:《成吉思汗全书》,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1年。

10衮布扎布著,乔吉校注:《恒河之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

11所谓林丹汗的八位哈屯,除高尔土门福金、窦土门福金之外,还有苏泰太后、囊囊太后、伯奇福金、俄尔哲图福金,以及从榆林西甘州东口逃入明朝的“察哈尔汗所娶叶赫之女”、“察哈尔汗之妻”二福金。见《清太宗实录》,卷20,天聪八年闰八月庚寅;卷23,天聪九年五月丙子;卷25,天聪九年九月戊午。

12罗卜藏丹津:《黄金史》,乌兰巴托影印本,第114页上~160页下。

13《元史》,卷38,《顺帝纪一》。

14施拉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58年。

15萨刚彻辰:《蒙古源流》,合校本,第350、351页。罗卜藏丹津:《黄金史》,乌兰巴托影印本,第159页下~160页上。

16《俺答汗传》,蒙文手抄本,第7页。

17宝力高校注:《诸汗源流黄金史纲》,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89年;乔吉注:《黄金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萨刚彻辰:《蒙古源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巴干校:《阿萨拉克齐史》,中央民族出版社,1984年;拉西彭楚克著,胡和温都尔校勘:《水晶念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

18·照日格图:《蒙古语族语与突厥语族语词汇比较研究》,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0年。

 19〔俄〕符拉基米尔佐夫著,刘荣焌译:《蒙古社会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文章来源:《察哈尔文化》专刊2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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